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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宗玉：“实事求是”策源地，为啥花落岳麓书院，仅凭这块匾额吗？

中国作家

2024年10月06日 17:10:45

岳麓书院，那束从历史照亮未来的光

（原载《中国作家》2024.9）

一、

那块黄底蓝字的匾额，静静挂在岳麓书院讲堂的檐梁上，已有百多年了。“实事求是”。隶书。笔锋凝练庄重，墨痕入木三分，能够想象得出，当初题匾者凝神静气的模样。这四字，他不是一般的看重呢。

“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说是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刘德喜欢在古籍中寻找真相。清嘉庆年间的考据派则承此而来，将“实事求是”当作治学宗旨：“为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

阮元是清代考据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系统地阐发了他们这个学派“实事求是”思想。之所以要重提汉代“实事求是”精神，就想用它来厘清儒学的发展历程。阮元认为汉代在老庄思想风行前，儒家经学研究比较纯粹，宋明理学则过于虚深，“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清代儒学“笃实敏求”，合乎“实事求是”。深思熟虑后，他对外宣称“圣贤之道，无非实践”，主张从“实政、实事、实行”中“求其是”，因此他也看重自然科学。

为了给考据派寻求治学依循，阮元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古代“实事求是”思想最完备的梳理者，同时也是最坚定的践行者。阮元既是著名学者，又是实干家，功绩斐然。其人曾任湖广总督，但岳麓书院“实事求是”这块匾额却并不是他题写的。

题匾者宾步程，比阮元晚生了百余年。当时是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纯粹的理科生。在永州东安读了几年私塾，就被望子成龙的父亲送进两湖书院。

两湖书院学风开放，文理兼修。创办者为张之洞，其时他正在搞洋务运动，急需一批有理科底子的报国者，所以教学自有偏重。这里的肄业生，多无心科举，而热衷留洋。宾步程也不例外，他凭借优异的成绩，于1900年被满清政府送往德国，进入柏林帝国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八年时间，宾步程足迹遍布欧洲二十余国，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已完全西化。

1908年，28岁的宾步程回到中国。他留着七分头，打着领结，穿着燕尾服，一双皮鞋锃亮泛光。按当时的说法，妥妥的“假洋鬼子”一枚。对腐败的满清，他已无丝毫归属感。在欧洲他就加入了同盟会，属老牌革命党人，曾筹款资助过孙中山。回国后他以粤汉铁路工程师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民国政府成立后，他的职务就一直跟工业相关。历任南京机器制造局局长兼火药局局长、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校长、湖南造币厂厂长、水口山矿务局局长等职位。

这样一位新潮理科学者，现在却焚香沐浴、聚精会神写下这四个大字，多少让人有些费解。一个古老的中国名词，为什么会被一个洋派学者这么看重？凭他已完全西化的学识，能悟透其中的博大精深吗？

事实上，他并不需要悟透。20世纪初，社会遽变，“实事求是”一词大行其道。可风行的并不是它的中国哲学含义，更多的是它的西洋“皮相”。因为那时国内学术界和教育界，普遍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翻译成“实事求是之学”或“格致之学”。

所以，宾步程眼中的“实事求是”，更多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意思。怀抱实业救国梦想的他，深知“实事求是之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匾额自古就是成风化人的重要媒介，对青年学子而言，具有潜移默化之功效。他书写此匾作为校训，高悬于讲堂之上，就是希望每位学子都能认真钻研，努力实践，追求科学，振兴家邦。

有意思的是，题匾时的宾步程，与“朱张会讲”时的朱熹，正好同是37岁。朱熹那时已誉满东南，相对各自所处的那个时代，宾步程的名气，显然要小多了。而岳麓书院作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想要在讲堂正厅题写匾额，非帝王圣贤不可。所以尽管朱熹当时已声名鹊起，但离圣贤尚远，他没敢在讲堂正厅题匾，只题了赫曦台、道乡台等一些碑名。

宾步程多年受西方思想熏陶，头脑中那根论资排辈的弦，已经绷得不是那么紧了。更重要的是，岳麓书院已不复古时的地位与名望。那些年，它屡被新学鹊巢鸠占，不停更换名称。这种变更，百年后回头来看，我们觉得这既反映了书院与时俱进的文化更迭，又展示书院海纳百川的思想包容。但在当时那个革命年代，它意味同过去彻底决裂。就是说，在新潮人物眼中，当时岳麓书院已失去了历史荣光，只是一所西式高等学校的校址而已。既然这样，那由这所学校的校长题写校训，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

其实早在宾步程之前，1914年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就把“实事求是”当作了校训。赵天麟23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法律系。回国后任教于北洋大学，5年后被任命为校长。很显然，赵校长所理解的“实事求是”跟宾校长差不多，带有浓烈的西方色彩。摒弃虚理，扎实干事，实业兴邦。类似于实用主义。

宾步程不但题写了讲堂匾额，还将孔子与韩愈的格言一起混搭，拼成一幅对联：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这对一个读过古书的人来说，有点冒险。“嬉”是阴平字，严格来说，不好放在联尾。可宾校长才不管呢，只要能警醒学子，破了格式规矩又如何？毕竟那个年代，“破规”已是一种时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世纪初，随着儒学的式微，孔子的声望逐渐在向低谷跌滑，但他的这句语录，却被广泛引用。不过内涵与春秋时代已有很大差别。宾校长之所以将它悬挂在学校讲堂，是因为这话当时相当于为民族工业量身打造的广告语。

二、

一年后，也就是1918年夏天，一位青年书生在这块匾额前，凝神静思，伫立良久，心中有几许感慨，几分坚定，同时也有一丝迷惘。他就是25岁的毛泽东。那年他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五月，学校被军阀暂时征用。六月，杨昌济赴北京大学任教，临行前成功说服校方，将自己在岳麓书院半学斋的宿舍，暂时借给毛泽东。八月，毛泽东跟随恩师脚步，也去了北京大学。这就是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曾跟这块匾额朝夕相处。

际遇不同，导致三观不同。宾步程从小走南闯北，又在欧洲游历八年，这就注定了他看问题的西方视角，以及洋派思考方式。毛泽东则不同。他十七岁才走出韶山冲，二十五岁之前，几乎没出过湖南。长沙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尽管当时社会风气开放，西方思潮汹涌，但都浮皮潦草，人云亦云，且多自相矛盾，真伪难辨。毛泽东的“大本大源”，更多的是精研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形成的，而不是来自西方这些舶来品。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与宾步程相识。但宾步程的履历，毛泽东自然知道，所以也就知道宾步程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的真正含义。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已清醒地意识到，科学与工业，都只是术，而不是道，中国若是找不到自己的大本大源，无法解决形而上的思想问题，那么实业救国，也只是一句空话。那些买办资产阶级甚至可能借各种合资工业，将国家财富向西方转移。正因为这样，面对这块匾额，毛泽东才会感慨万端，百味杂陈。得益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他当然知道这四个字的古老哲学意蕴。而且，他似乎还觉悟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当时他并没有拜访这位一身洋气的校长。

随后十月革命的胜利，沙俄暴政被推翻，邻国苏联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让梦想照亮现实的捷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陈独秀、李大钊成为共产主义先驱者，毛泽东开始接触并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直到这时，他才敞开心扉，正式接纳某些西方思想，并把它当作救世良药。但他的个人际遇和中国革命并非一帆风顺，直到将颇具中国哲学意味的“实事求是”与马克思主义嫁接在一起，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才让星星之火，燎原华夏。

本土“实事求是”与外来马克思主义的嫁接轨迹，得有一部学术专著才能讲清楚，但追溯毛泽东的认知历程，两者相融的重要节点，还是可以梳理出来的。

1925年至1927年，毛泽东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意味他已将“实事求是”思想当作了自己改造旧中国的行动指南。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思想在他脑海已有清晰轮廓和框架。1937年毛泽东创作《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1938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用“实事求是”思想来规范党员，“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在1941 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详细界定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1943 年，毛泽东把“实事求是”当作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并亲自题词。字体清健刚峻，笔锋铁划银钩，像一队蓄势待发的战士。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实事求是”被写入党章，这就意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式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也意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步于成熟期。

先是古为今用，后是洋为今用。凭借“实事求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将东西思想合璧了。如果说宾步程、赵天麟等人偏重此词形而下的术，那么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则锤炼了此词形而上的道。并借此来寻找中国共产党的大本大源。正如后来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

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实践，真正做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对东方传统文化思想的创新性发展。

沧海桑田，百年刹那。麓山巍巍如昔，人间日新月异。宾步程手书的匾额依然悬挂在书院讲堂，但“实事求是”一词经过时间的冲刷、酝酿、重塑与沉淀，已有了约定俗成的新含义。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岳麓书院，曾深情注视过这块匾额，认为岳麓书院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地。

三、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定论，跟宾步程已没有多大关系了。宾步程的字迹虽然还在，但此词不断脱胎换骨，跟当初作为校训的意思已相距甚远。宾步程本人也因食洋不化，水土不服，归国后高开低走。水口山工人暴动，他强势镇压，颇受舆论谴责，由此辞去矿务局长一职，之后这位洋书生担任的都是一些委员类虚职。他乐得轻闲，寓居长沙，著书立说，以理科书与工具书为主。如《无线电报简单机器学》《机算集要》《中德字典》《集古医方考》等。

而那时毛泽东已摸着马克思主义的石头，在蹚中国革命的汹涌暗流。宾氏的那些书籍，他自然没工夫翻阅，甚至都无法接触到。水口山暴动失利后，有一部分工人走向了井冈山。这大概就是他与宾步程之间最后的因果吧？

毛泽东对岳麓书院思想价值观的传承，走的是一条品质纯正的中国传统道路。这条路跟传道济民、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实干兴邦的思想脉络有关，跟周敦颐、张栻、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无数先贤有关，跟岳麓书院千年来永恒的价值追求和不断楔入社会、拯救苍生的进取态度有关。而种种这些，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隐性呈现。

要把这些讲清楚，还得从岳麓书院的来由说起。

作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天生自带务实基因。这绝不是瞎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是为解决问题诞生的。五代十国，湘人性情暴烈，习俗蛮陋，麓山寺和尚想借儒道加以引导，就在寺庙旁修建书舍，招收儒生，传授儒学。以期他们学成后，再去教化百姓。北宋初年，潭州知事朱洞将这些书舍从麓山寺剥离出来，创立了岳麓书院。

北宋初年，是民间书院创建的蓬勃期。北宋统治者对后周佛教恐怖的衍生能力记忆犹新，他们借助了周世宗灭佛运动后的便利，将尚处在废弃中的寺院和庙产，赐予官员乡绅兴办教育，以弥补官学长期以来的萎靡，民间书院由此大兴。

民间书院虽仍受制于官方，但与官学相比，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再全是冲着科考而去的禄蠹，少数人开始拥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与能力。岳麓书院在这方面做得尤为突出。给“实事求是”种子储备了心灵沃土。

1015年，山长周式奉诏入朝，拜为国子主簿。宋真宗欲留他主讲皇宫，周式辞谢不受，返回岳麓授徒。宋真宗亲自为书院题写匾额，并让宫中秘阁赐送藏书。岳麓书院由此声名大振，天下传扬。

周式给岳麓书院的价值定位打下了关键性的桩子。为保持独立人格，他拒留朝堂，为书院后来的师生提供了一个保持本真、实现自我价值的新范本。这种拒绝，也为书院以后的发展，争得了更多的隐性自由，使得书院“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能自主开发，一脉相传。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道县人周敦颐开理学之滥觞。书院虽没有周氏涉足的记录，却专门设有濂溪祠祭祀他。程颢、程颐继承了濂溪衣钵，将理学发扬光大。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两人也从没来过岳麓书院，但岳麓书院的四箴亭长期悬挂两人画像，祭祠四季不辍。

理就是天理，是宇宙的至高存在。理无所不在，它既是世界本源，也是哲学的最高范畴，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向理、求理、析理，就是为了弄清世界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现在看来，先贤们虽不一定正确，凭借这些思想观念，也没有抵达大同社会，但他们求理向道的过程，却遵循了内心，并实事求是，虔诚如初。

南宋胡安国一生都在“康济时艰”，胡宏始终坚持“明体”“致用”，湖湘学派由此崛起。胡氏父子在湘期间，岳麓书院蒙难于兵祸，正处在沉寂期，但继承他们衣钵的张栻，后来却做了岳麓书院的山长，是他一举奠定了湖湘学派的江湖地位。

随着“朱张会讲”的成功，重修的书院再次成为南宋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以致“远近向慕，弦歌之盛，出于邹鲁”。回头来看，“朱张会讲”的意义不在于他们讲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求真务实的态度和热情。他们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把问题公之于众，然后去芜存精，除异存同，达成共识，产生合力，让湘学与闽学交相辉映，继而成为席卷全国的时代思潮，最终被捧为官方意识形态。朱张的这一套组合拳，打得非常漂亮，效果极佳。对岳麓书院来说，这绝对是最为精彩的一笔。

就在这时，年轻的山长张栻为岳麓书院今后的发展定下了调性：传道济民，成就人才。张栻所说的人才，跟那些科举禄蠹是有区别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区别。

张栻曾明确表示，将青年学子聚在一起，不是单纯地为了提高文采修辞，去应付科举考试。而是要培养真正有道德、明是非、通时务、有能力的人才。他同时宣称“圣门实学贵于践履”，践履一词在这里，一是指“学以致用”，二是指在实践中检验学问的真伪。很显然，唯物求实、经世致用，一直都是岳麓书院遵循的根本。

张栻去世14年，朱熹做了湖南安抚使、潭州知州，他一边修葺岳麓书院，一边在学子中倡导“格物致知”“先知后行”的学术研讨方法与理想实现途径，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逻辑。劝勉学子脚踏实地，“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

三百年后，王阳明之学在岳麓书院大行其道，他提倡“知行合一”，行就是知，知就是行。主张学子走出书斋，勤于实践，向社会求真知，于日常问真道。他与朱熹的知行观，虽有偏差，但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想把事情做到实处，让言行产生实效。两人所抱持的态度，正是实事求是。

明末清初，作为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第一位巨儒，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即事求理”“必以履践为主，不徒讲习讨论而云学也。”他的观点与书院前贤的思路也一脉相承。毛泽东曾长期醉心于王船山的思想研究，甚至在1920年至1921年期间，还住进了船山学社，书写了一揽子的“船山学”读书心得。“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1957年长沙，在毛泽东宴请的聚会上，杨昌济生前的朋友即兴赋诗，首联就将毛泽东扭转乾坤的长征大业，与船山思想直接挂钩，可见当时的人们都熟悉两人思想的承继关系。

王夫之与前贤思想的细微差别，更多的是剖析事物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比如说，父亲把一颗红彤彤的野果塞进嘴巴，表现出一副满齿噙香的惬意模样，儿子看了一眼，跟着把一颗同样的野果塞进嘴巴。在朱熹看来，儿子所看的那一眼，就是求知。所以他是先知，而后才敢行，学着父亲吞嚼野果。父亲的行为与表情已让儿子作出了充分判断：此果不但无毒，而且味道极佳。

王阳明却认为，儿子非得让这颗野果入嘴下肚，才真正知道它的滋味，等过了一定时间，身体没有出现不适，才能判断是否适合自己。下次再要见到，就可以根据喜爱，把握摄入量了。整个过程既是行，也是知，所以“知行合一”。

对王夫之来说，父亲带着儿子出门尝野果的全过程，都是行。等儿子记住了这种野果的滋味、特征，以及生长季节与环境，甚至有了一套相应的寻摘与保存办法，这才是知。所以是“先行后知”。

这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重。细细想来，他们的知行观，其实还存在一种递进关系。从朱熹、王阳明到王夫之，对“知行”的解剖，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圆通。促使他们对同一命题的不断深挖，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精神。

四、

岳麓书院的另一巨子魏源是第一个睁眼满世界找优点的人，《海国图志》就是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一系列紧贴时代的思想观念。从魏源开始，形而上的理论逐渐向形而下的技术过渡，这其实也是“实事求是”西化的开始。

将西方科技翻译成“实事求是之学”，虽不一定出自魏源，但一定受过他较大影响。后来无数学子之所以要漂洋过海，去学习海外先进技术和制度，魏源与他的《海国图志》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敢于承认自己落后、疯狂学习他人长处的思维与行为，其实就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时代体现。

等到宾步程这批人学成归来，把“实事求是之学”当作救国良药之时，离《海国图志》出版已整整过去了七十余年，那时宾步程等留洋学子甚至可能都忽略了“实事求是”的真正含义，以及它的历史渊源与本土化应用。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也是岳麓书院的学子。有意思的是，他跟王夫之一样，就读其他书院，皆无法中举，一进岳麓书院没多久就金榜题名。可气的是，岳麓书院还要对外宣称，他们的主业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科考纯属无心之举。呵。

曾国藩虽然比魏源晚出生近二十年，但他对西学没有魏源那么深的认知，所以在“唯物务实”“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反而更能保持古代传统与东方特色。他追寻先贤足迹，将“实事求是”思想一以贯之地研究下去，并与时代潮流结合，探寻理论新路。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青年毛泽东的原话。尽管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批判过曾氏的局限性与反动性。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确是一名铁杆曾粉。

而“实事求是”，则是曾氏理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他曾多次提到“实事求是”，并对此词有过深刻思考，“夫可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实事求是的“事”，难道不可以指物吗？实事求是的“是”，难道不是指理吗？既然这样，“实事求是”跟朱熹先生所推崇的“即物穷理”又有什么区别呢？

《讲堂录》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课堂笔记。借它可以窥探两人对“实事求是”的师承关系。《讲堂录》曾这样写道：“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涤生是曾国藩的号。这里所说的“实”，就是指实事求是。

种种这些，对毛泽东后来在党的根本路线上，将本土的“实事求是”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有着莫大帮助。换句话说，假如毛泽东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中国历史与传统思想，而是像其他人一样留学三年五载，那时再要将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反而更难。那样很可能不是两种思想的嫁接融合，而是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抹除与替代。

同样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的左宗棠，也出自岳麓书院，不过是出于岳麓书院里的湘水校经堂。此堂重视治事，因此左宗棠醉心“事功”，主张“弃虚崇实”。毛泽东曾将左宗棠划为“办事之人”，只能算作豪杰；而将曾国藩划为既“能办事又能传教”的人，因此可以豪杰圣贤并称。这种区分对待，避免了毛泽东过早看重“事功”，而疏于思想研究，对后来他“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帮助。用民谚来说，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浏阳人谭嗣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北方，可他却继承了王夫之的道统，并且还是杨昌济的恩师。杨昌济早年肄业于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师范的时候，他又在里面教书。而杨昌济又对毛泽东影响巨大。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泽东拜读过谭嗣同的《仁学》，对他的“心力说”很是折服，并在1917年曾以“心之力”为题，写过一篇宏文。所以，谭嗣同尽管未曾就读过岳麓书院，但他的观念与书院众贤的思想脉络是一致的。

谭嗣同的主要学术观点“器体道用”论，就是对王夫之“天下唯器”与“尽道在尽器”思想的继承与发扬。谭嗣同认为：道依于器，则器存道存，器变道变。人既不能弃器，也不能弃道，却可以通过变器来变道。这就是“器体道用”论。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万物就像一个器皿，而大道就蕴藏在这个器皿里。以前都是主张改变事物的运行规律，从而达成改变事物的目的。谭嗣同在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想先改变事物的样貌，从而促使事物的内部发生变化。其实就是由量变到质变。只是那时中国还没有这个提法。

谭嗣同之所以要抛出这个观点，是在为维新变法寻找理论依据。既然一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变革都难以改变历史现状，那不如先借西方的制度和技术，来改变中国现实之“器皿”，继而形成新的道统、新的思想。

如此立意，谭嗣同真是个天才。可惜戊戌变法太短暂了，谭嗣同还没来得及在现实社会中试验他的理论，就横刀向天，壮烈牺牲了。这也可以算作是“器体道用”变革的失败。事实上就算给他更多时间，他与他的同仁也很难将旧中国拽出绝望的泥潭。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那篇文章就是《心之力》。

文章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种种弊端，呼吁有志之士，振作心力，正本清源，“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 文章情感激荡，意志昂扬，精神振奋，视野开阔，目光犀利，理想高远，就算时隔百年，依然让人高山仰止，心驰神迷，恨不得跨山越海，去追随响应。

但话又说回来，在那篇文章中，青年毛泽东尽管能看清旧中国的乱象根源，也有改变它的意愿与心力，但当时当境，他并没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同学张昆弟曾在日记里，对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内心想法，有过描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苦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大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很显然，青年毛泽东对他没去过的西方世界是有误解的。在他看来，西方徒有物质文明，而缺乏精神文明。殊不知人家的精神文明只在内部通行，对于旧中国这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他们只有无耻的掠夺。当然，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西学东渐是“器先道后”，科技与制度在先，理论与思潮随后。所以那时毛泽东只想先依靠西方科技快速解决经济问题，然后再来精心经营一个令人神往的东方精神王国，并推之四海。这其实就是谭嗣同“器体道用”的另一种尝试，也是当时社会很多仁人志士的想法，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必须相辅相成，才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中国。

之后，各类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如过江之鲫，有志于救亡图存的先辈们做尽了各种尝试，都没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子。直至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抛弃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原旨主义，在血与火的革命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同时，也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说，岳麓书院历代先贤所倡导的传道济民、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系列精神思想，就是湖湘文化的精髓要义，被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发扬后，从三湘大地出发，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席卷了整个中华。这才是习近平总书记说岳麓书院是实事求是思想策源地的历史依凭，而不是单凭岳麓书院大厅悬挂了那一块实事求是的匾额。

事实证明，岳麓书院的精神气质、哲学思想、学术传统和教育模式等，都在为实事求是思想的萌芽、形成、发展与成熟，提供了充分的养料与强大动能。

社会似潮，岁月如歌，岳麓书院所蕴藏的各种思想历久弥新，所培育的各类人才生生不息，新的时代，书院也将随着湖南在中部地区的崛起，踔厉奋发，与时俱进，重新焕发出独特魅力与璀璨光芒。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