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过诗歌,写过散文和中短篇小说,最终,纪红建倾情投入到报告文学创作中。这是和他在部队时从事新闻和军史工作有关?还是和他骨子里对文学始终充满激情、天然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有关?总之,自他的报告文学《哑巴红军》在《中国作家》发表,并有《作家文摘》等五十余家报刊转载引起强烈反响之后,纪红建便坚定了他的报告文学创作的“主攻”方向。
近几年,纪红建的创作题材覆盖乡村振兴、大国制造、生态文明等。长篇纪实小说《家住武陵源》真实描述和记录了一个土家族小姑娘眼中的贫困、脱贫和乡村振兴;报告文学《彩瓷帆影》,既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也描绘出一部数千年中西文明交流史的历史图景;最新推出的报告文学《大国制造》,真实反映了中国制造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恢宏历史,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
《大国制造》既解密了湖南制造业风生水起的“密码”,亦是解读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样本”,让我们在中国工业发展画轴徐徐展开的全景中,看到几代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一代代工业人的筚路蓝缕和艰苦奋斗,以及普通民众的魂牵梦萦。
写作三十年间,纪红建的作品越来越多,创作节奏却越来越慢,题材酝酿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他时刻提醒自己: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也是使命文学;报告文学要时刻保持文本自律,也要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报告文学要有艺术之美,也要有思想之美;报告文学要有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精神,也要有文化的底色。“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位能够较为生动、鲜活、准确而又真实记录时代的作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面向未来,留下丁点记忆。”
中华读书报:制造业是大国崛起的一个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基础,把握这样的重大题材,对你来说是否有一定的挑战?创作中你觉得主要有哪些方面的难度?如何应对?
纪红建:毫无疑问,制造业不论是在现实社会中推进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还是创作题材上来说,都属于重大题材。采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不仅深刻感受到了发展的艰难,工业人的艰辛,自己的创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方面,波澜壮阔的中国工业史,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我需要做好功课,恶补这方面的知识,知晓其发展脉络。中国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这种传统制造的优势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当历史的车轮进入18世纪,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古老的东方大国不仅将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王座易位英国,还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19世纪60年代,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提出了一项庞大的复兴工程,后世称之为“洋务运动”。正是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开始机器生产,近代工业由此兴盛。
另一方面,工业题材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当我真正面对精细、庞大、冰冷、坚硬的机器时,我竟然有些束手无策。尤其是面对制造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面对依托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灯塔工厂等现代化工厂时,我感到了陌生甚至理解吃力。显然,我的数字化意识和理念是落后的,需要被唤醒,更需要补课。真正走进工业的内核,发现它的灵魂和思想,这是我创作好这部作品必须解决的课题。于是,我深入制造业企业,走到生产一线,走进他们的内心,倾听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同喜同忧。如在三一重工长沙18号工厂、中联智慧产业城等处,我无不感受到万物互联——人和机器、机器和机器、机器和产品、人和产品都产生了连接。这里有“看不见的智慧”与“看得见的智能”,我们叫它智能制造,即通过智能装备的改造升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搭建,辅以大数据和AI等智能技术,打造全流程多系统一体化的智能工厂,进而提供产研供销服一体化的智能服务。
中华读书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认为,《大国制造》堪称一部关于中国制造业的百科全书,主要以湖南的制造业为主,以点带面,展示了中国制造业的辉煌历程。如何尽可能以通俗的语言向读者介绍制造业,又不失专业水准?
纪红建:我深知平衡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难度,也知晓这对一部工业题材的报告文学的重要性。基于此,一开始,我就本着“化简为繁”的态度去采访,对于自己陌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领域进行深入全面的理解,力争做到融会贯通,将陌生的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自我描述,这样才能向读者进行生动、鲜活、有效的传递。这也是我这些年来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自我要求,不论是何种题材,对于所采访的人物或是事物,必须做到烂熟于心才动笔。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可能将专业知识融入人物故事中描写,这是化解专业知识的有效方法。
中华读书报:在全书的结构上,你是如何考虑的?无论是描写当下还是“穿越”到古代,“我”始终在场,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
纪红建:我的报告文学写作都会尽量避免按分类结构,因为报告文学的结构最能体现作者对被描述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与理解,所以《大国制造》的整体结构是按制造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布局的。作品以两条线索推进,一条线描写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立足本国,面向世界,由跟跑、并跑到逐渐实现局部超越的艰辛过程;另一条线体现了中国制造业,或者说中国工业百年来波澜壮阔、血泪交融的历程。当然人物和故事主要集中在新时代。“我”始终在场,与我创作历来的风格有关;也与我坚持的,不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要走到现场的理念有关。这是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的基本职业操守。当然,“我”在场还能更加生动、鲜活、精准的表达,特别是情感的表达。
中华读书报:作品成功塑造了中国企业家的群像,也写到湖南的工业历史及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等,贯通了湖南工业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在历史和现实的处理上,你是如何把握的?
纪红建:虽然是两条线索交叉推进的,但更多的笔墨在于描写新时代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大国工匠们。虽然是两条线,并写到了工业历史和近现代以来一些与此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但作品的重点还是记录当下。写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烘托当下工业人追求的价值与意义。对于历史的描写,只是对关键性的工业人物、工业事件进行勾勒,而对于当下包括改革开放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等在内的时代精神,我不惜笔墨进行了大书特书。
中华读书报:《大国制造》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如詹纯新、梁稳根、何清华等不同层次的企业家,也有类似万步炎这样的科学家、工程师、教授等不同领域的人物,同时还有些是符号化的,连名字都没有,直接写李教授、常教授……为什么这么处理?
纪红建:作品中描写的大都是先进制造业,有些还是高精尖的制造业。而制造业自古以来不仅用于民用,也会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清末民初时期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自然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但同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采访中,有些科研院所本来就是保密单位,有些人物也是不便于公开的人物,即使是詹纯新、梁稳根、何清华等这样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也会存在需要巧妙处理的内容。对于“李教授”“常教授”等类似的表述,我最开始也想过用个化名代替,但我写的是报告文学,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真诚的表达更能引起读者认同与共鸣,所以还是保留了真实的姓。我想,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达。
中华读书报:不论是《乡村国是》《彩瓷帆影》,还是《大国制造》,你的作品都视野开阔、格局宏大。
纪红建:《大国制造》除了将笔触延伸到洋务运动,同样也将笔触延伸到了世界第一次至第三次工业革命,乃至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将中国制造业置于世界工业全局中进行记述与考量的。其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终究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课题,创新既需要全人类的积累,也需要有多元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碰撞,还需要全球更广阔范围的资源和市场,唯有顺应新变革、新趋势,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新变化,以不断创新的精神迎接新挑战,携手打造全球制造业命运共同体,方能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强大动力。我们面向未来,走向世界,不是去规划和征服世界,而是更加开放自信地融入世界,创造和体现自己的价值,书写最为宏阔和壮丽的制造业诗篇。
中华读书报:你如何看待想象力在非虚构文学中的作用?
纪红建:“报告文学”这四个字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是“报告”,一个是“文学”。我认为,应该是从“报告”出发,落脚点还是在“文学”上,最终是文学的呈现。我们也经常会说到,报告文学写作,或者说非虚构写作,要坚持真实,但坚持真实同样需要想象力。应该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根据人物和故事的特征,进行合乎事理、情理和常理的延伸想象,不仅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不可或缺。这种“想象力”不仅是文学的,更是高超的。而这一点,正是非虚构文学是否精彩的一个分水岭。
中华读书报:你是一位有问题意识的作家,在作品中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很多思考,不仅对于文学界、对于制造业也是很有价值的。这种问题意识来自什么?一直贯穿于您的创作吗?
纪红建:我们创作一部作品的价值,除了歌颂真善美,具体到《大国制造》中,便是讴歌了包括改革开放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精神等在内的时代精神。除此之外,当然还要有思辨性,也就是忧患意识与问题意识,这种意识一直贯穿整个创作。工业人在不懈的奋斗中获得了丰硕的果实,留下了富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有益的启示。这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重要动机和原因之一。如中国制造业发展依然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仍需培育对科技的信仰和对创新的冲动,应该更加尊重产业工人的主体地位,应该继续高度关注市场,加大研发力度等等。
中华读书报:2018年8月,《乡村国是》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能否谈谈你的创作理念?好的报告文学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纪红建:我的创作理念是,在文本上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与自律,最大限度追寻事物的真实和真相,坚持艺术与思想、真诚与良知的表达。我觉得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要有艺术之美、思想之美和文化之美。除了文学的呈现,精神向度也是报告文学价值结构中重要部分,当然在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精神背后,应该是文化的底色。总之,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它不只是文学的呈现,而要涉及方方面面,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等,它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是一个作家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这对报告文学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华读书报:从1994年就开始发表作品,是一开始就从事报告文学吗?能否谈谈你和报告文学之间的缘份,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了自己的“主攻”方向的?
纪红建:与报告文学结缘,与我以前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和军史工作有关。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到一些感动人心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也接触到一些故事曲折,极具文学空间的军史人物和故事,在工作之余,我把接触到的这些人和事进行文学的加工,便不知不觉走上了报告文学之路。
而真正让我坚定地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还是2005年,我创作了报告文学《吧巴红军》。这是我从事军史创作时听到的故事。哑巴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聋哑红军。他既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红军,又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红军,他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别人说话,典型的天聋地哑。他更不识字,甚至不懂哑语,只会用简单的手势表达自己的心思。在档案里,他的姓名是哑巴,出生年月不详,入伍时30岁左右,籍贯只知道是四川一带,其他的具体内容都不详,唯有入伍年月明了,是1935年6月。哑巴同志是红一方面军途经四川时,红军战士误把他当作奸细而戏剧性地被带上革命道路的,并且机缘巧合地成为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贴身警卫部队——中央警备团炊事班的一名挑夫,红色奇缘由此演绎。创作中,我将文字空间留给哑巴同志这位长征途中的“边缘人群”,定位于“平凡人物”,将笔头转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历史人物还原真实。《哑巴红军》由《中国作家》发表,并《作家文摘》等全国五十余家报刊转载后,在全国引起一定的反响,对我的报告文学创作更是巨大的鼓舞。从此,我坚定地走在了这条路上。
中华读书报:报告文学是走出来的文学,但是2023年就看到你有两部大作品:《彩瓷帆影》和《大国制造》。是不是创作密度比较大?如何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作品,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纪红建:是的,《彩瓷帆影》和《大国制造》都是今年出版的,但并不是今年创作的。《彩瓷帆影》是我在2017年完成《乡村国是》后开始创作的,从选题酝酿到正式出版,前前后后经历了五年时间。而《大国制造》则是我在完成《彩瓷帆影》初稿后开始采访的,也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的,也经历了两年时间。看上去,我总是有作品在发表与出版,那是因为长年坚持采访与创作不松懈,始终保持一定创作量的原因。在我的文学观里,创造没有捷径可走,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唯有老老实实深入采访,认认真真创作,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作品。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独立不迁”的品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意志,“写独特,独特写”的方法,“打深井,深挖井”的决心,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努力赋予作品家国情怀,让作品厚重而辽阔。
中华读书报:《大国制造》出版后,评论界反馈如何?你会特别看重评论吗?你认为评论对自己的创作影响大吗?
纪红建:《大国制造》出版后,受到了不少专家、读者,特别是工业人的关注与讨论,都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专家说,《大国制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展现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并跑,到局部领跑的艰辛过程和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展现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磅礴力量,可谓恰逢其时。特别有不少制造业企业的朋友,或是高度关注制造业企业的朋友,他们发来的信息让我非常欣慰。有朋友说,这个时代太需要歌颂、传递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文学作品了,《大国制造》犹如甘露,沁入心田。当然,文学作品不可能完美,《大国制造》亦然,无论是文本的呈现、思想的表达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对于我作品的评论,我始终以旁观者姿态对待。但我知道,评论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论是《大国制造》,还是之前的《乡村国是》《彩瓷帆影》《哑巴红军》等作品,对于专家的评论,我始终当成鞭策自己成长进步的动力。
中华读书报:写作三十年了,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对自己有怎样的要求?希望成为怎样的作家?
纪红建:看上去我的作品越来越多,但创作的节奏越来越慢了,包括题材酝酿花费的时间越来越久,采访的脚步更加精准与深广,创作的过程更加理性与清醒、矛盾与纠结。我时刻提醒自己,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也是使命文学;报告文学要时刻保持文本自律,也要保持清醒理性的头脑;报告文学要有艺术之美,也要有思想之美;报告文学要有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感人的精神,也要有文化的底色。新时代,报告文学也应有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新方法、新路子:加强阅读,提升开掘题材的能力;坚持行走,拓展认识事物的广度和深度;与时俱进,探索文本、思想和传播的新变。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位能够较为生动、鲜活、准确而又真实记录时代的作家。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面向未来,留下丁点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