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口出生率的关键是改变生育的心理认知

人口是制约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问题是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随着世界各国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 (UN, 2022) ,世界人口的生育率从1950年的37‰下降到当前的17‰,预测到2075年会进一步下降到12‰。与此同时,世界的人均寿命逐渐延长,老龄人口(65岁以上)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Powell, 2010)。这种现象在欧美国家和部分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尤为突出。

这种出生率降低叠加老龄人口占比升高的现象,构成了当前很多国家的“人口危机”(McDonald & Peter,2001; Khan & Hafiz, 2019)。人口危机的严重后果已经在一些国家初步显现,比如劳动力匮乏、经济增长乏力、养老金缺口增大,以及年轻人肩上的老人赡养负担日益加重 (e.g. Bernard & Phillips,2000; Harper,2000; Yenilmez & Meltem, 2015)。日本2017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7.7%,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Nomura等人,2019);美国农村人口减少情况严重,生育意愿的二阶效应明显(Johnson & Lichter, 2019)。

我国一直是世界人口大国,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可以说我国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经济学家看重的人口红利,也得益于我国过去一个时期旨在降低出生率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开始严重并且加速,0～14岁的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连年下降,已经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

为应对这种人口新形势,我国的生育政策逐渐开始转向:2011年11月,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开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给予配套支持的政策。但这些政策调整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2016年到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依旧逐年下降,2022年甚至出现负增长。2022年底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 是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从总和生育率(TFR,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的平均生育子女数)看,我国从1970年的5.81下降到2020年1.3(Yang等人,2022),相比英国从2010年的1.94下降到2020年的1.58(Ermisch, 2023),日本2017年为1.43(Nomura等人,2019),这个数据都是值得警惕的。

扭转人口下降趋势,摆脱人口危机的根本出路是提高人口生育率,提高人口生育率的前提是提高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但问题是,当前作为生育主体的年轻人不婚、晚婚、婚而不育的现象日益普遍,生育意愿偏低成为生育率下降最直接的原因。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呢?

社会上尤其是网络上一个普遍的看法是生不起孩子,即生育成本太高,房子贵、奶粉贵、月嫂贵、学费贵,等等。真的是这样吗?这就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吗?

我们研究团队在2023年初的几项研究发现,答案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我们在数据库里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检索了有关研究,共计找到1982-2023年间91份发表于各家学术刊物、用“理想子女数”衡量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数据,共20个年份,(其中删除了少数不满足研究条件的文献,有些年份缺失数据,有的年份有多份数据则进行加权求平均),发现理想子女数一直在1.04(2003年)到2.09(2018年间)徘徊,平均是1.60个理想子女(中位数1.61)。也就是说,以理想子女数显示的生育意愿一直就比较低。

其中值得重视的是,2011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生育意愿有所上升,但2018年到达最高点后,即使2021年全面三孩政策,生育意愿仍然开始下行。我们把这种行为意愿由高点压制下降到低点,即使接触压制也不能回复到原先水平的现象称之为“缠脚效应”。

其次我们借助问卷星平台,在2023年1月-2月通过“问卷星”平台用网上电子问卷的方式,付费收集到中国大陆人群3298份数据,排除不认真作答、理解有误、年龄范围筛不适合的被试,得到1967份有效数据,都是年龄范围为18-49岁的人。统计分析发现:生育意愿整体上随年龄从18岁到49岁呈先增高、再稳定、后减小的“倒U型”发展趋势,30-35岁是生育意愿最高的时期,男性生育意愿高于女性,30岁之前是否结婚、有无第一胎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生育意愿与年龄的关系受婚恋状况、生育现状和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而不受性别的影响。

一方面,虽然地域有所影响,但客观收入与生育意愿的相关不显著,即收入高低与是否想生孩子无关;另一方面,生育意愿与自己感知到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关。

纳入所有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因素,涵盖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以及教育程度、兄弟姐妹数、居住地、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总计27个变量进网络分析。2009),发现采用复合指标衡量的生育意愿(将“打算生育子女数”、“生育时间安排”标准化后合成为一个总的生育意愿指标),中心性指标显示,无论男女,其核心的影响因素是“现代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主观经济地位和是否有空带孩子4个变量。这表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和人口转型理论都只是部分正确,经济因素的影响不如观念因素的作用大,这为应对人口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生育观念是指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无后不孝、传宗接代、女人义务和母凭子贵,现代生育观念的内涵包括生育孩子考虑是否提升自己人生价值、享受生育、担心损害女方身体健康、改变女方体貌的、喜欢孩子、增进家庭幸福、妨碍自己事业成功、无忧未来生活、讨厌生孩子等多元维度。

综合起来,这些结果说明了什么?尽管很多问题还有待研究,但我们认为现有的研究结果至少给我们这些启示:

觉得生不起孩子主要不是因为自己实际上钱少,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实际上收入少,主要是心理上觉得自己钱少。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心理贫穷感,可能跟媒体上大量报道的有钱人、巨额贪腐、高消费以及身边人嘴上吹牛的高收入太多有关,这是社会比较即攀比的结果,也是拜金主义盛行的恶果。

生育观念是关键。无论是传统的生育观念还是现代的生育观念,都极大地的影响了人们是否愿意生孩子。随着社会的现代化,随着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完善,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功利型生育即生孩子是为了家长某种让自己过上更好日子或未来有保障的目的作用逐渐退化,情感型生育即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良好成长的考虑而生孩子日益上升为主流。显然,为了对孩子的爱是利他的、牺牲性的心理需求,远不如自己未来生活有保障的利己的心理需求普遍,因此两种心理需求的人群基数决定了生孩子的概率高低。过去人人会担心自己将来的生活怎么办,所以人人生孩子防老,在现在不必担心自己未来的生活,生孩子需要顾虑孩子的幸福和成长,为此需要家长牺牲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如果这种牺牲不能够从生育孩子得到的快乐,不能从孩子将来对自己的爱和照顾得到回报,那肯定就不愿意生孩子。简单地说,生孩子这么操心受累,赶上将来孩子不听话或不孝,那何必要生孩子遭罪。

生育的心理成本具有多元的丰富内涵。生孩子的投入和付出,不仅意味着保障孩子健康、安全地长大、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还包括牺牲自己的休闲社交、快乐幸福和事业发展,甚至包括预备婚房、彩礼、汽车乃至代为抚育第三代,其中相当部分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生育孩子并非是一种具有不可遏制力量的本能。节育技术已经完全把两性的情爱与生子两种心理需求成功分离,因此生子逐渐超脱荷尔蒙力量的作用范围,成为基本生存之外需要慎重考虑的额外任务,生子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责任担当。未来生孩子可能不再是夫妇自己的事情,而是一个公民的觉悟和素养问题。

鉴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提高出人口生率,保障人口结构合理,避免人口危机,政府工作的焦点应该是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政府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完善生育的社会保障,加大和改善生育服务供给,减轻生育负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引导人们的生育观念,改变生育的心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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