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王琦著《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出版暨后记

书名：《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

作者：王琦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迄今学界第一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的专著，也是作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该书以宋代“四书”经筵讲义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经典在经筵传播情况的全面梳理，探寻士大夫如何以经筵为平台，借助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用儒家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影响帝王及政治，以道统规范治统，成就君德圣治，寄寓政治理想，重建社会秩序，进而揭示经筵讲义、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新视角展现“四书”学与理学发展的脉络，探索儒学向帝王及社会传播的有效途径，为当代儒学复兴与现代转化提供借鉴。

【学者推荐】

本书是迄今学界第一部有关“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的著作。作者将经筵讲义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学术思潮中来进行研究，探索其兴起、发展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对经筵讲义与理学、帝学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

王琦教授通过对史料的仔细梳理与研读，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宋代为实现治道重构而建立的“尚文”的祖宗家法，除了“规模一以经术，事业付之书生”，令武臣读书，重用士大夫外，其实还包括了对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身为典范的要求。

——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暨学术委员）

【作者简介】

王琦，女，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南汨罗屈子书院执行院长，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1998）、文学硕士（2001），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2017），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访问学者（2021-2022），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书院学会理事、中华朱子学会理事、湖南屈原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儒家哲学、艺术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子课题负责人，国家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新编）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核心作者；出版了《朱熹帝学思想研究》《论语探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等专著。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50多篇。

【简要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部分 宋代经筵制度与经筵讲义

第一章 经筵讲义研究回顾

第二章 宋代士大夫的崛起与经筵制度的定型

第三章 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

第二部分 经筵讲义与新帝学

第四章 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

第五章 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六章 朱熹以道学建构帝学

第七章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

第八章 朱熹《经筵讲义》中的帝学主体意识

第三部分 《大学》《中庸》经筵讲义

第九章 朱熹对《大学》的创造性诠释

第十章 真德秀《大学》经筵讲义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第十一章 宋代《中庸》经筵进讲与帝王修己治人

第四部分 《论语》《孟子》经筵讲义

第十二章 宋代《论语》经筵讲义研究

第十三章 经筵进讲与孟子升格运动

第十四章 程俱《论语》《孟子》经筵讲义研究

第十五章 陈傅良《经筵孟子讲义》刍议

第十六章 徐元杰《论语》经筵讲义探析

第五部分 经筵讲义与学术、政治

第十七章 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

第十八章 经筵：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平台

第十九章 经筵讲义与宋代理学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我对经筵讲义的研究与关注，源自于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届时我的导师朱汉民教授也正在关注“讲义”问题，他撰写的《宋儒的义理解经与书院讲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将讲义分为了经筵讲义、官学讲义与书院讲义三种类型，并与宋代经学形态转型与学术思潮联系了起来，对我启发很大。我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对历代讲义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与编目。通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以及对学界研究动态的前沿追踪，我发现经筵讲义作为宋代兴起的一种“以义理解经”为特点的新经学体例，与宋代学术转型、社会政治秩序重构、理学思潮的兴盛以及帝王之学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学界却鲜有学者研究，具有巨大的可拓展空间。从此，我便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2016年，我尝试以《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承蒙各位评审专家不弃，让初次申报的我侥幸获得了课题立项，这给予了从行政岗位上重入学界的我以莫大的鼓励。课题虽然中了，但是研究起来却非易事。其原因有三：一是学界对经筵讲义的研究尚刚刚起步，海内外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写过几篇文章，可资借鉴的成果不多。因而要对整个宋代经筵讲义与儒家新帝学兴起、发展的过程进行勾勒，不仅需要做扎实的文献功夫，而且需要创造性地进行理论建构，并对其学术价值进行恰当的定位，这些都具有很大的挑战性。二是经筵讲义隐没在各家文集中，学界至今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文献整理资料，需要一一重新梳理。而且，在宋代经筵讲学的过程中，往往是几人同讲一经，每次进讲均有严格的时间与次数规定，从而导致宋儒对经典的讲解，往往不是一部经典从头讲到尾，而是根据帝王为学求治的需要，抽取其中与成就君德圣治等最为相关的部分进行创造性诠释，从而导致经筵讲义的篇幅长短不一，缺乏一般学术著作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如吕公著的《论语》经筵讲义仅存有《学而》首章与“子之所慎斋战疾”章的诠释。还有一些经筵官因为职务变动与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而罢经筵。如朱熹在经筵为宁宗讲《大学》仅七次，便被韩侂胄施计赶出了经筵，导致其《大学》经筵讲义至“诚意章”便戛然而止。因而要从零散的资料中揭示出“四书”经筵讲义与理学、帝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展示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具有一定的难度。同时，由于经筵讲义往往是经筵官们一生学术思想的精髓体现，所以要对其经筵讲义有比较准确的解读，就必须回到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及其他学术著作，挖掘其学术旨趣、思想观点、政治理想与价值追求等。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其三，从宋太宗任命第一位翰林侍读吕文仲开始，到宋真宗正式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再到仁宗时经筵制度的成熟与完备，宋代诸帝一直尊奉着躬亲读书，“无不典学”的祖宗家法，使得当时经筵官的规模、进讲次数、经典进读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大超越了前代。为了勾勒《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经典在经筵进讲的全貌，我全面翻阅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宋史纪事本末》《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以及《宋史》《朱熹年谱》《朱熹年谱长编》等相关儒者的传记或年谱资料，从浩瀚的史料中拾取“珍珠”。经过5年的艰辛努力，这个项目最终以“良好”结题。尤其幸运的是，课题结项后，我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约稿，撰写了《经筵讲义：宋明理学研究的新视域》一文，被“国家社科基金专栏”重点推荐，其主要内容收录在本书第十九章《经筵讲义与宋代理学发展》中。

《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得以顺利顺利完成，要衷心感谢恩师朱汉民教授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书中的一些观点来自于我们的互相讨论与交流，其中《宋代儒家新帝学的兴起》《朱熹以道学建构帝学》《朱熹<经筵讲义>中的帝学主体意识》《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为我们两人合作撰写。书稿修改完成后，朱老师又慨然将其纳入“岳麓书院国学文库”出版计划，从而让本书能够及时付梓。颜渊曾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老师的学识涵养、德行操守令人景仰，老师的教诲、提携之恩永铭于心。

同时，承蒙《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孔子研究》《湖南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历史文献研究》《鹅湖》《原道》《朱子学研究》《中原文化研究》《朱子学刊》《船山学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等杂志与报纸不弃，使得本书的主要思想与内容得以刊发（共发表相关论文20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11篇，《光明日报》1篇，《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栏1篇）。此外，还要感谢中国知网国际出版中心，将我于2018年第2期在《中国哲学史》上发表的论文《论宋代经筵讲义的兴起》全文翻译成英文，以《On the Emergence of Jingyan jiangyi in Song Dynasty》为题，收录于中国知网双语数据库（JTP），面向海内外传播。

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我不仅得到了岳麓书院师友们的诸多教诲与帮助，而且也得到了学界一些前辈们的提携与厚爱。尤其是郭齐勇教授、吴光教授在百忙中慷慨为拙作写序，让我感受到前辈学者对后学的勉励与期望。这些都将激励着我再接再厉，学问思辨，不断前行！而本书的顺利出版，也离不开新星出版社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与细致工作。

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刘祚祥与女儿刘文心，一直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让我毫无后顾之忧地安心写作和工作。虽然刘先生作为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本身亦有着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等诸多压力，但他依然主动为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并创造条件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女儿文心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是个十足的“贴心小棉袄”。既使在长沙读大学期间，也是一天一个电话，向父母问好，随时与我们交流她的所思所想，让人安心放心，给予了我们最大的精神慰藉。

本书是我在经筵讲义领域研究的初步尝试，因个人能力、才情、眼界等方面的限制，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同仁多多批评指正！

王 琦

2022年10月于长沙

来源：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