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与“蹈海烈士”杨毓麟

凤凰网湖南讯 为了准备参加“乡试”，一八九O年后，杨昌济曾在长沙城南书院读过一个时期的书。在这里，他和杨毓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杨毓麟，字笃生，又名守仁，比杨昌济小一岁，但在族中却比杨昌济小两辈，所以，杨毓麟称杨昌济为“叔祖”。杨昌济对杨毓麟印象极好，说他“幼颖悟强记，年十二三已遍读《十三经》《史记》《文选》及各名大家诗古文辞。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后肄业湖南省城之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益泛览国朝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居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己。”田一八九二年，杨昌济还专程去城南书院看望杨毓麟，并写诗纪事：

一夜城南宿，阿麟文战酣，

抛书谈杂事，携伴上青山。

棋借钱为子，床连睡为安。

清明好时节，何惜醉愁颜!

杨毓麟从小“精研佛理，及经史百家”3)，而杨昌济究心理学。因此，就其学术思想来说，两人是有所不同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也曾有劝杨毓麟看宋儒书，但“格乎不人”的记载。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两人都刻苦好学，关心时局,经常在一起切磋琢磨，互相勉励，使他们之间的友谊，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与日俱增。一八九三年他们一起参加了“乡试",又相约一道游览南岳，但因另-一个同伴急着要去，杨昌济只好提前出发。对于这次负约他深以为恨，在杂感诗中写道：

昔与阿麟会，城南夜着棋;

今朝翻负约，令子独探奇。

落落真孤往，飘飘系我思，

吁嗟四百里，风雨独哦诗!

对于他们共同度过的一- 段读书生活，杨昌济也是十分留恋的：

比舍有高士，飘然常去来，

袖携工部集，同上定王台。

碧浪湖边橘，三闾庙里杯;

行踪殊落落，谁识不羁才?

一八九三年“乡试”的结果，杨昌济再次落第。这时，他的心情十分苦闷，挥笔写下了“余生真草草，桂短折堪怜;孤愤遭穷厄，牢骚损岁年”的诗句。古人以“折桂”比喻科举及第,杨昌济说“桂短折堪怜”,这不过是自我解嘲而已。但是，这种应试不第的个人伤感，很快就被中日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轰毁了。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当时正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康有为等一千三百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废约拒和，并发出改良政治,拯救民族危机的强烈呼吁。

康有为特别强调“变法”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出现，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很大。“公车上书”的内容被传抄印刷,流传很广。当杨昌济看到以后，如获至宝，他觉得中国有救了，救国之道就是变法维新。于是他同杨毓麟一道，反复讨论康有为提出的各种变法主张。当甲午年中日双方正在构兵之时，杨毓麟曾作《江防海防策》，“痛诋当局”。《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杨昌济和杨毓麟便一致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也”四。他们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和几次上疏找来认真研究，又积极搜集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小册子，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在维新变法的过程中，杨昌济还特别重视妇女的解放。当时，由谭嗣同、梁启超、杨毓麟、黄遵宪、徐仁铸等人共同发起，湖南成立了一个“不缠足会”。学会的章程规定，人会者可互通婚姻，与会外的人通婚,则其对象必须是不缠足者;提倡婚姻不限远近，纠正过去不愿远婚的旧习;提倡订婚节俭，女家不得向男家索取聘礼，男方也不得嫌女方嫁妆不厚;提倡女学，规定人会者要出资设立女校，使妇女在文化上得到提高。对于“不缠足会”的这些进步主张,杨昌济非常拥护。该会成立不久，他便欣然报名参加了。

一八九八年，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清朝专制政府杀害以后，

从京城到地方处处充满了白色恐怖。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无主、前途无适的时候，一九OO年八月，又传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消息。对于唐才常这位在湖南变法运动中起过推动作用的人物，杨昌济是十分熟识的，也是非常尊敬的。唐才常的壮烈牺牲，自立军烈士们的鲜血，进一步擦亮了杨昌济的眼睛。这时，杨昌济的密友杨毓麟思想更为激进，已经暗中鼓吹和串联进行革命，并于一九O二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时代思潮的感召下，在杨毓麟和其他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也于一九O三年毅然离乡别井，东渡日本。从这时开始，杨昌济在海外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艰苦的留学生活。

杨昌济进人弘文学院不久，国内为要求收回“八国联军”时被沙皇俄国霸占的东北三省，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拒俄运动在留日学生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九O三年四月二十九日，驻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五百多人在锦辉馆召开大会，讨论如何拒俄的问题。大会发言者慷慨陈词，有的甚至声泪俱下。大会一致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并以自愿签名方式征集队员。

拒俄义勇队成立不久，囚日本警察的干涉，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杨昌济的密友杨毓麟以及黄兴、陈天华等人均被推选为该会的“运动员”，分头回国进行发动和筹款工作。杨吕济没有入会，但对其活动表示同情，并且捐了不少的款以示支持。

在日本留学期间，杨昌济和黄兴、蔡锷、陈天华、杨毓麟等人的来往是比较多的，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其教育救国的初衷。他便和杨度、杨树达、周大烈、方表等人组织“中国学会”，共同研究和探讨各种与救国有关的学术问题。后来由于杨度忙于他的宪政活动,这个学会便无形之中解散了。在拒俄运动前后，留日中国学生思想非常活跃，因而出现了一个办刊物的热潮，短短的二、三年内，东京留学生刊物达二十多种。湖南留学生杨度、杨毓麟等人办的《游学译编》，是其中著名的刊物之一。《游学译编》专以输注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学说为宗旨。杨毓麟在该刊上发表的《满洲问题》一文,“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图。在杨毓麟的请求下，杨昌济把他的《达化斋日记》的个部分，发表在《游学译编》的第八册上。这一部分日记反映了杨昌济当时的一些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当杨昌济正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他的好朋友杨毓麟当了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监蒯光典的秘书。杨毓麟于一九O八年春天到了英国，不久，他和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章上钊一道，向蒯光典极力推荐杨昌济，交口称赞杨的道德学问。于是蒯光典便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一一九O九年春天，杨昌济便应蒯光典之召，离开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前往英国学习。

杨昌济到达英国以后，进人苏格兰的爱伯汀大学。爱伯汀大学在英国的东北部，虽然不如牛津大学那么有名，然而在文科方面颇有成就，培养过一些出名的学者。加之，那里的生活水平比伦敦低，经济上也比较合算。章士钊当时也在该校学习。杨昌济人学之前，经过杨毓麟、章士钊与学校当局联系，同意人学考试免试中文和日文。其他人学考试项目，除算术成绩较差以外，杨昌济都得到了较好成绩。学校将他录取在该校哲学系，从这时开始，他就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

在杨昌济进爱伯汀大学之前，蒯光典因欧洲留学生风潮而去职，杨毓麟也辞去了秘书的职务。杨毓麟在处理完监督处的一些遗留事务以后，也于一九O九年底进人爱伯汀大学专攻英文。当时，留英中国学生远不如留日学生人数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伦敦，在爱伯汀大学的只有杨昌济、杨毓麟、章士钊、杨曾诰等四人。留学生的组织不严密，政治活动也不频繁。杨昌济在这里除了学习和研究哲学、伦理学等课程以外，还有宽裕的时间去调查英国的教育制度，了 解英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在爱伯汀大学学习期间，杨昌济和杨毓麟再一次同学，有机会在一起切磋学问，畅叙友情。当时，杨昌济曾经写过一首诗赠杨毓麟，回忆两人这些年来所经历的曲折道路。

城南携手日，岳麓纵谈时;

山水足清兴，苍茫寄远思。

风云惊变幻，身世剧推移;

五夜闻鸡起，千秋信所期。

杨昌济的这首诗明快、清新,充满乐观主义激情。回首往事，他们从城南书院同学起,时间匆匆过去十七八年了。这期间，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革命力量在迅速崛起，青年时代怀抱的理想虽然还没有实现，但“千秋信所期”，决不应该灰心和失望。这首诗既是自励，也是与杨毓麟共勉。杨毓麟读了以后很有感慨，立即奉答一首：

去国意未忍，回辕当此时;

津梁疲末路，醒醉动繁思。

世事真难说，余心不可移;

平生凄恻惯，宁与白鸥期。

相比之下，杨毓麟这首诗，就显得深沉、悲戚，自感生活道路几经曲折，虽然“余心不可移”，但前途在哪里，他似乎觉得渺茫。所以在诗中有“平生凄恻惯，宁与白鸥期”的咏叹，可见其后他蹈海殉节，决非偶然。

英国大学生在暑假中特别爱好旅行，这正合杨昌济的爱好。一九一0年夏,他便和杨毓麟一道去英国的巴拉塔度假。在那里，受到，一个英国友人的热情接待。他们游览了歪得湖-带的胜景，并探索了湖源。湖源细涧,潺潺流下，仅通一勺，源头巨石磔成幽洞，石壁上题有拜伦等著名诗人的名字。他们面对这迷人的景色，感情激荡，诗兴大发。杨毓麟提笔写道:“巨浸渊源一线才，灵岩阴洞豁然开，履綦晦味题名大,却是词人几度来。”接着，他们又观赏了卡列麻尔嘴瀑布的胜景，游览了那诃赖嘎湖。英国友人向他们介绍：大湖及周围几十里的山林，归一个富人占有，当地的贫民却靠挖大湖附近的泥炭为生。他们目睹了挖炭者一个个衣衫褴褛，形容憔悴，深感英国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来，杨毓麟在记游诗的题记中写道：“英人财产分配不均，富者占山泽连数十里，贫者仅蔽一椽。环那诃赖嘎湖皆贵族麦铿济氏产，财权专属于一人，而地力复硗瘠，村居者掘泥炭御冬，生活程度大略可知也。”杨昌济在这次旅游中，写了《瀑布》《河岸》等诗，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当杨昌济和杨毓麟在英国紧张地进行学习的时候，国内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处于高潮之中。革命党人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先后都失败了。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土英勇殉难。消息传到英国时，杨昌济和杨毓麟都十分悲痛，而杨毓麟尤甚。牺牲者大多数是同盟会的骨干、杨毓麟的亲密战友。因此，对他的刺激最大。他本来就有头痛的毛病,这时更是夜不成寐，忧伤过度，精神失常，时哭时歌。后来，他又看到英国报纸公然鼓吹瓜分中国，而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则步步退让，于是更加愤恨不能自己。阴历六月的一-天，杨毓麟从爱伯汀乘车到利物浦，竟投海自杀，后来遗体为渔夫所获。噩耗传来，杨昌济悲痛欲绝。他立即奔往利物浦，和其他友人一道，共同料理了杨毓麟的后事。当时，吴稚晖提议在利物浦就地埋菲杨毓麟的遗体，杨昌济表示支持，并写信征求其家属意见。杨毓麟的哥哥杨德麟回信表示同意，并说:“如

中国有重见天日之时，则烈士英灵自当随怒潮东返;不然，则大陆沉沉，猿鹤虫沙，生者且不知所托，归骨又奚为乎？”于是，杨昌济等人便以隆重的葬礼，将杨毓麟的遗体埋在利物浦公共坟园。事后，杨昌济写了《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表示对亡友的纪念。文章简要地叙述了杨毓麟的生平，说他“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盖并世所罕觏也。”在淡到杨毓麟高尚的革命品德时说:“君性至孝,对于其家恩义甚笃。然因国家多难,常怀舍身殉国之志，公尔忘私，近十年来，居家仅四日也。”从这些简短的叙述，可以窥见杨毓麟可贵的献身精神，也可以看到杨昌济对杨毓麟由衷的敬佩之情。

一九一三年秋，孙中山、黄兴等人领导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湖南都督谭延阁在国民党左派人士杨德麟等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独立，表示响应。杨德麟是杨毓麟的哥哥，“二次革命”前国民党派到湖南的“演说员”，后又担任谭延闾政府的财政司司长，反袁态度十分坚决，任事廉洁奉公。杨昌济对他的革命活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两人来往也很亲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派他的亲信汤芗铭任湖南“查办使”。汤芗铭到长沙后，将反袁的杨德麟等人逮捕人狱。杨昌济非常愤慨，并为营救杨德麟四方奔走，但是没有达到目的。这年的十月十三日，杨德麟等人被汤芗铭枪决。当天，大雨滂沱，杨昌济仍然紧张地在外面进行营救工作，全身淋得透湿，也毫不顾及。当听到杨德麟等人的噩耗以后，他十分愤怒，回到家里，骂他儿子杨开智，为什么不派人去接他?家人和学生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如此大的脾气。其实，这哪里是生儿子的气?他实际上是借此发泄对袁世凯和汤芗铭的愤恨之情而已。杨德麟被杀以后，曾经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杨昌济也被汤芗铭杀害了。当时正在日本避难的黄兴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后来，他又听说杨昌济被杀并非事实，才如释重负，立即写信给章士钊说:“前次所闻华生被害之事，全属子虛。并杏生(即杨德麟——引者注)之母亲现尚在乡住，并不知有是事。可见楚人之多……将华生复张君润农(黄兴得力助手一引者注)之函附上一阅，以慰惊心。”杨昌济的这一段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确实是同情和倾向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章士钊因替黄兴起草了“讨袁宣言”，被袁世凯通缉,于是亡命日本，并于- -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出版《甲寅》杂志，用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理论，抨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杨昌济对章土钊此举表示赞赏。当时，他还和章士钊商量，把他们保存的许多杨毓麟的诗稿，在《甲寅》杂志发表，以宣传革命，抗议袁世凯的暴政，并表示对死者的纪念。在刊登杨毓麟诗稿手迹的前面，还发表了杨昌济写的《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一文。

(本文系王兴国先生《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一书的摘录)

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作者：王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