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之美 关于清宫旧藏佛经版和刻书版

原标题：鉴赏|雕版之美，关于清宫旧藏佛经版和刻书版

中国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术始于隋唐，兴于宋，历经元明清，迄今约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故宫博物院藏有二十四万多块清宫遗存之雕版，所含种类众多，有刻书版、佛经版、战图舆图铜版、石版等，大部分为清代内府武英殿所雕刻；且这些雕版所刷印的出版物，以及与刊刻活动相关的原始档案，均留存于世。放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如此完整地保留人类印刷活动的痕迹，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历史见证。

历来论书，鲜及书版，本文着眼于清宫旧藏木刻版画雕版赏析，主要分佛经版和刻书版这两大类介绍，使读者管中窥豹，了解并欣赏古代木刻雕版艺术之魅力。

明代成化六年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内府刻本

院藏雕版主要来源有四：1.清入关后接收的明代内府遗存书版，如《永乐北藏》《性理大全》《文献通考》，北监本《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等一大批书版；2.清代内府武英殿及各部衙门刊刻的书版；3.清代地方政府及王公大臣进呈内府的书版，如《通志堂经解》《南巡盛典》；4.新中国成立后由上级拨交及民间捐赠的书版，如民国徐世昌所刻《晚晴簃诗汇》《退耕堂政书》等。清乾隆帝曾言“寿之梨枣”，是为祈求文化借书籍和雕版为载体，传之永寿。“梨枣”即指刻书所用的梨木和枣木。有清一朝对内府刻书所选择的书版材质要求非常严格，多为上等梨木、枣木，皆木质坚硬。为防止书版开裂，减小伸缩率，木板必须经过自然干燥、人工烘干等工艺处理后方可使用。在成书之后，对现有的雕版也会定期清点和维护，如《国子监志》记载：“本监版刻及武英殿寄监存贮版刻均立册详实数目，凡书籍刻版之册，皆钤以监印，新旧交代则详验而悉数之。”据翁连溪先生在《清代内府刻书研究》中分析，原清宫所刻雕版至少应在百万块以上。尽管对雕版保护有加，却不禁政治动荡、兵燹水火之厄，如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西华门内果房清字经馆大火、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武英殿修书处大火、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北京陷落、1923年建福宫大火等，对书版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至1924年溥仪出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清宫书版得到妥善保管；时清内府寄存国子监处书版并国子监刊刻之书版搬至端门朝房等处，内府所藏雕版则存贮在午门东西朝房和太和门东库房内，后归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保管；1950年7月，为筹建中国通史陈列，经文化部文物局批准，书版回归故宫管理并搬入角楼、东华门等处储存。近年来我院对这些雕版进行了详细清点和更为深入的整理，并实行一系列除霉、防虫等保护措施；同时，还进行数字化影像采集、部分书版重新刷印、筹建展览等工作，将这一人类文化遗产展现给公众。一书付之梨枣，可化一为千百，或广为流传，或可寻一二残帙；而其书版却具有唯一性，一旦毁弃，踪迹全无，以致清代以前所刻书籍之雕版，留存至今者早已是凤毛麟角。

一、佛经版

今故宫所藏佛经雕版中，以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刻《佛说高王观世音经》《大乘诸品经咒》雕版为年代最早者。此二种佛经雕版为双面雕刻，各存一块，但均为卷末版，一面经文约25行，行14字或15字。施经发愿文牌记中刻有明确纪年款，末尾镌有一尊护法将军韦陀天神像；因图版线条细密，凹刻处普遍比文字部分浅约1毫米；版刻风格苍劲有力且不失细节，特别是《佛说高王观世音经》正反面空白处分别镌刻有两种小型法宝图案。这种样式曾在明代《永乐南藏》中普遍出现，而且在南宋《碛砂藏》、元代《普宁藏》、明代《洪武南藏》中也偶有发现，不仅使刷印的佛经美观精致，还可以在刷印过程中，防止因纸张印凹陷渗墨而造成的污损，起到“支钉”的作用。从发愿文内容和行字数目、无千字文号等信息来看，两种雕版属于民间单刻佛经。这种以经文、牌记、韦陀像为顺序的佛经排版形式，最早始于《永乐南藏》。今清代以前的木刻雕版已难寻踪迹，院藏的这两块雕版是目前存世极为罕见的、有明确纪年款的明代雕版实物，且均存有版画部分，更显珍贵。

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 刻版 纵20厘米 横40.7厘米 厚2.1厘米

清代诸帝对佛教尤为尊崇，其中既有个人宗教信仰的倾向性，也有实际的政治需要；有清一朝藏、蒙、汉、满四个文种的大藏经皆有刊刻，对强化少数民族交流、融合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今院藏蒙文《甘珠尔》经雕版19000余块，为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由内府刊刻的清代第二部大藏经。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乾清门侍卫拉锡为奉旨刊刻蒙文《甘珠尔》经事的奏折中，记载了刊刻、办理是经的工料来源、经费支出、主持人、底本来源、校刊经过、誊写及镌刻人员等信息；特别是对雕造经版有着详实的记录。首先是所需雕版总数、每版尺寸并所需经费：“其镌刻所用长二尺、宽七寸、厚一寸五分之版，共四万五千块，每块版以二钱计，需价银九千两。每块版两面刻字，以三钱五分计，镌刻四万四千七百八十块，需用手工银一万五千六百七十三两。”其次，为防止雕版受潮、开裂，采取将雕版四周出脊处裹布综漆的工艺，也称披麻挂灰：“木版两面抛光，四面出脊；每版以三分计，制版四万五千块，需手工银一千三百五两；漆版四周，两边裹布二层，漆三次，每版以一钱三分五计，漆版四万五千块，需用手工银六千七十五两。”最后，全经共计108函(夹)，每函(夹)首、尾均有版画：“一百八函，每函首之经版，绘雕其两边之二佛像、中间之南无字、四周之番草花草，一块版以二两计，绘雕一百八块版，需手工银二百六十两；再同页内四周绘画番草花及刻字，雕刻一块版，以一两二钱计，一百八块版，需用手工银一百二十九两六钱。一部《甘珠尔》末尾之四块版，每版绘雕四尊金刚佛，四周绘雕番草花，每块版以五两四钱计，四块版需用手工银二十一两六钱。”由此可知，雕造有版画图案的经版不同于刻字版，所用工费更加高昂。更重要的是，以往对存世几部蒙文《甘珠尔》经的调查中，学者均认为每函上下内护经版中的图像为彩绘；而通过研究上述档案并院藏几块雕版实物对比印刷成品观察，这些图像应是先由木版刷印后再进行填彩上色工作，这种方法也常用于唐卡等佛像绘画，使每制作一部经无须再重新起稿描绘图案，更加省时省力。今可考第一部蒙文大藏经为元代大德年间(公元1297—1307年)在西藏刻版刷印，惜已不存；因此，清康熙年间刊刻的这部蒙文大藏经在蒙古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加强民族间交流与团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文翻译全藏经》又名《满文大藏经》，是经以汉文大藏经为主，兼以蒙文、藏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而成，全经计108函(夹)目录1函(夹)，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72—1794年)在内府清字经馆内翻译并雕造完成，至清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以前，陆续刷印装潢十二部，为清代所刊刻的第四部大藏经，也是最后一部。今院藏《满文大藏经》经版约42000余块，数量应为原先的一半以上；其中佛像版画雕版存180余块，镌刻佛图众多且姿态万千，每幅版面四周均有连续不断的祥云纹图案，雕镂精整剔透，极为精湛，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即便不作雕版之用，其本身也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据清嘉庆时礼亲王昭《啸亭杂录续录》卷一“清字经馆”条中记有此经的雕版信息：“初储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储焉。”此处五凤楼应指今故宫午门上门楼处。清字经馆(前身为译经处)位于紫禁城中西华门内，是为专修《满文大藏经》而建，开馆时间约为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辖属内务府。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帝选派通晓翻译的皇子、大臣共计约九十六人，由章嘉国师校审，逐卷进呈御览。至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翻译工作告竣，同年二月乾隆帝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一文。可惜据同年十二月《乾隆朝上谕档》记载，清字经馆遭遇大火，损失惨重：“西华门内之清茶房外果房失火......至此项经卷虽未全行焚毁，但一经搬损，必致残缺失次；其版片俱系梨木，不但已经刊刻者徒费工料，即奉经刻字者亦觉可惜，所有被烧刻字版是否存有刷印底稿？若竟连底稿被毁不全，岂不更为费事......不可不详细检查，将所存版片、卷页逐一核对，以便互相补辑，俾臻完善。”可知当时部分经卷已经刷印成帙，但并未全部付梓刊刻；其底稿、雕版、刷印成品均有不同程度的损毁缺失；在现存的《满文大藏经》中，就夹有此次大火之后重新雕印的部分经叶；且现存雕版中也有雕完后未经上墨刷印的经版，这一部分的校对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制作工艺上，雕版使用梨木，同上述蒙文《甘珠尔》经版一样，将雕版四周出脊处裹麻综漆，进行封边处理，防止潮湿、开裂、变形；据笔者观察，每块经版四周均裹有两层麻布。因此，此套经版历经二百余年，基本没有整版断裂的情况。

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 圣祖御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内府刻版 纵29厘米 横70厘米 厚3厘米

清内府除雕造了四部《大藏经》外，也刊行了大量的单刻佛教经典。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刊《圣祖御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前有说法图扉画，中间经文，末署“康熙六十年岁次辛丑四月初八日临赵孟頫书”，卷末有韦驮像；院藏有是经扉页释迦牟尼说法图雕版一块，雕镂精妙饱满，法相庄重森严。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刻《圆通妙智大觉禅师语录》二十卷，共两函二十册，每函首册卷前扉页有释迦牟尼说法图并龙纹牌记，牌记上镌“大清雍正五年”年款；院藏有其说法图雕版一块，背面为龙纹牌记，下刀处深浅均匀，线条轻盈流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年刊《御书楞严经》，是书一函十册，每册均有“八瑞相”插图，今“八瑞相”雕版具存，分两版雕刻，每版四图。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刊《御书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今存佛图雕版一块，四周无版框，是为佛经中插图的套印版。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 大乘首楞严经 内府清字经馆刻版 纵13厘米 横60.5厘米 厚3.2厘米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刊《大乘首楞严经》，为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又称《四体楞严经》，全书装潢为十函(夹)。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清字经馆交来由四体缮写《楞严经》十卷......本日奉旨著照式刷印托裱十份......后至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员外郎四德、五德将《楞严经》十部，俱配得磁青纸板、红漆外板、经绦、铲子（经带扣）持进，交太监厄勒里呈览。......奉旨将十部经著在慈宁宫、中正殿、雍和宫、清净地、嵩祝寺、昭庙、布达拉庙、盛京、前后藏各一部。”可知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御制四体楞严经》刊刻完成，刷印十部颁赐各大寺院，此后未见有重新刷印的记载，所以是经存世罕见。据调查，现《四体楞严经》故宫博物院藏一部、北京雍和宫藏一部、国家图书馆藏一部（残）。今其雕版尚存1800余块，品相完好。版画部分为上护经版文字两侧的佛图和下护经版五种佛图，形式和工艺上与满文大藏经一致，也是先刷印后再进行填彩。除上述介绍的几种单刻佛经雕版外，还有很多零散的佛像雕版尚待研究。

二、刻书版

在清代诸帝中，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均为著名的书画皇帝，对艺术有着独特的审美情怀和偏爱；在书籍中加入插图，或单独制作，大多由帝王授意，是政治之所需，歌功颂德或宣扬文治武功之作；这些版画所涉及的题材是民间坊肆不敢刊刻也不能刊刻的，为考察清代宫廷生活、典章制度、园林建筑、工技农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直观而生动的图像资料。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刊《钦定授时通考》。是书由高宗敕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四十余人编纂，在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有增补，为清朝第一部大型官修农书，编选辑入了前人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四百余种，并配插图版画512幅，为研究我国植棉史、纺织史及清中早期社会经济形态的重要史料。现存有卷四十一第十三叶“功作·牧事”《牛室图说》雕版一块，其线条较为简陋，人物、动物等造型也较生硬，推测为嘉庆时期的补刻版。

清乾隆三十一年 (公元1766年) 《皇朝礼器图式》 内府刻版

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刊《皇朝礼器图式》。是书为记载典章制度类器物的政书，图文并茂，分为六部分：卷一、卷二为祭器，卷三为仪器，卷四至卷七为冠服，卷八、卷九为乐器，卷十至卷十二为卤簿，卷十三至卷十八为武备。每器皆列图于右，系说于左。每件器物的详细尺寸、质地、纹样以及与相应官职品级的对照，条理清晰，记载详备，对了解和研究清代宫廷礼仪和典章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现存卷九·乐器·七十八叶雕版一块，左侧为“燕飨用郭尔喀部乐萨郎济”乐器图，线条繁密有致，精美异常，有玲珑剔透之感；同时，雕版的挖版处及四周边角也经过了细致的打磨，使整块雕版手感厚重且圆润，将清代内府高超、细致的刊刻技艺展露无遗。

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 《南巡盛典》 刻版

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刊《南巡盛典》。是书为进呈本，由高晋等编纂，记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三十年(公元1765年)高宗弘历途经河北、山东，四次南巡两江两浙的情况，为一部享誉中外的典礼文献，对研究清代江南政治、经济、文化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三部分附有图版：卷八十五至卷八十八为阅武，记载皇帝出巡时的官兵接驾事宜、视察兵营阵地、检阅战阵演练等；卷八十九至卷九十三为程涂，记载巡视途经地区的风土人情；卷九十四至卷一百零五为名胜。今存卷九十二·程涂·二十七叶版画雕版，因系进呈本缘故，此书雕版应在地方刊刻完成后再运回宫中，相比《皇朝礼器图式》雕版，其版面的细节修饰和线条的流畅程度均不如内府雕造的书版精致。

清乾隆五十五年 (公元1790年) 《大清一统志》 内府刻版 纵22.3厘米 横30.7厘米 厚2.5厘米

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刊《大清一统志》。是书为清代全国性地理总志，康熙年间，圣祖玄烨始命修纂，因卷帙浩繁，久未成书。胤即位，又重加编辑，仍未完工，至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方始告成。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因之前的版本已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国土情况，且其中有许多不当之处，故下令重修，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付梓刊刻，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成书。今存卷四十五·吉林图、卷二百一十四·宁波府图图版，是现存难得一见的木刻舆图雕版。

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刊《钦定授衣广训》。是书仿乾隆时期《棉花图》一书而作，亦是对《耕织图》“织”部分的补充和更新，其中提到的棉花整枝摘心技术，是重要的农业科技史料，为我国古代仅有的棉作学专著。书中记载我国北方地区棉花种植到染织成布的全过程，共计16版画幅；嘉庆时又为每幅图赋诗一首，更名为《授衣广训》。现存有卷下·十四叶、二十三叶两块图版，版面的打磨较为平整，画面饱满且线条流畅，但人物造型上故作扭捏，此时内府刻书已逐渐走向衰落，刊有版画的图籍更加稀少，整体风格大不如前。

清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国子监刊《钦定国子监志》八十二卷首二卷。今国子监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成贤街，与孔庙毗邻，始建于元朝，明清时期兼有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的双重性质。北京国子监之有志，始见于明代《皇明太学志》《国子监通志》等，至乾隆修《钦定国子监志》六十三卷，并入四库全书；道光间方始刊刻，即为此书，为清朝第一个刻本，而后又有光绪本据此补刻重印。

卷二十一·御宝图·第四、五叶 纵20.6厘米 横60厘米 厚3厘米

卷二十·御案图·第十、十一叶 纵20.6厘米 横60厘米 厚3厘米

卷二十一·炕屏图·第三十、三十一叶 纵21.1厘米 横60厘米 厚3厘米

书中附有大量版画，从建筑形制到御案陈设无不完备，对复原乾隆讲学时所用的宝座、五峰屏、御书案等陈设用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院藏卷九·公所图、卷二十·宝座五峰屏图、卷二十一·御宝图、卷二十一·炕屏图四块雕版；其中公所图、御宝图、炕屏图版长60厘米，刷印后可折为四个半叶；而宝座五峰屏图更横跨有八个半叶，长近1.2米，是今院藏最大、最长的整木雕版。当时内府刻书已经衰落，国库资金短缺，国子监何以能采办大块木版并进行刊刻？书中序言大致讲述了如何克服这一困难：“凡一切缮写黄册，及刊刻版片等事，照本监纂修则例旧例，俱责成该书誊录、供事等自备资斧，效力捐办，毋庸开销公项，定限一年完竣。如该誊录、供事等始终奋勉，书成之日，奏请照各馆效力誊录、供事之例，给予议叙。”清朝国子监亲自刊刻书籍极少，大多收贮武英殿修书处送来的雕版，以备随时刷印。同时，《钦定国子监志》也是国子监有志以来最好的版本，装潢极具特色，不同于普通线装书一版刷印对折成筒子叶，而是将此书中较长插图折叠装订，有似“经折装”；避免了将整版图像裁切，披阅时又可将折叶展开以观全形，这种装订方式称为“蝴蝶镶”，为中国古代典籍印刷与装潢中难得一见的形式。

清道光十四年 (公元1834年) 《钦定国子监志》 卷二十一·御宝图·第四、五叶 (局部) 纵20.6厘米 横60厘米 厚3厘米

清道光十四年 (公元1834年) 《钦定国子监志》 卷二十·御案图·第十、十一叶 (局部) 纵21.1厘米 横60厘米 厚3厘米

光绪末年，内府刻书已经名存实亡，凡帝王钦定的图书，多交由中央各部、院下设的编译局和出版机构完成，且多为石印、铅印。此书是为元代王恽(公元1227—1304年)《承华事略》补图而作，由光绪帝钦定，交徐、李文田等补图并校订，命张之洞在苏州书局付梓刊刻，吴大、王懿荣、费念慈等大家亦参与其中；因当时国库亏空，刊行“补图”的钱款大多由张之洞自行筹措。是书附40图，用以文解图的形式达到谕教太子的目的，指导太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君之道，并通过历史典故、名人事迹来宣讲儒家伦理道德及行为规范。画面构图严谨，人物绘刻生动，刀法精细入微，是清代宫廷版画的最后一部作品，代表着清末木刻版画的高水平，并带有当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石印技术风格；同时有木刻和石版印刷两种版本刊行，后连同刊刻版片一同送入宫中。

今存此书部分版画雕版，如卷一·周文王问寝视膳图、商书伊训图、唐许敬宗建议国本图；卷二·殷高宗问学甘盘图、汉显宗师事桓荣图、汉武帝表章六经图、汉元帝材（才）艺图、魏太武帝六辅图；卷三·汉太子盈监抚关中图、唐太子诵随幸导卫图、汉太子骜不敢绝驰道图；卷四·汉太子庄报书少傅图、唐太子诵礼重师傅图、齐邢峙谏食邪蒿图；卷五·晋温峤陈规献箴图、汉太子庄谏上节劳图；卷六·虞帝舜申命戒傲图、周元公陈殷无逸图等；版面线条极为繁密，刀工精湛，修版圆润平整，可谓雅典绮丽，幅幅佳作。这种带有明显石印风格的版画被宫廷所接受，也侧面反映出当时石印技术已经成为主流，可以说《钦定承华事略》是木刻宫廷版画的终结，但其优秀的镌刻工艺，在日薄西山的木刻版画艺苑中，仍然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近年来，笔者在工作中深切感受到这批古代雕版遗存中所蕴含的文化财富，其中涉及了大量的版本信息，如挖补、改版、拼版等现象，是在成书中难以发现的，为版本鉴定和刷印方式提供了直接的参考依据，这对研究古代印刷，特别是内府刻书中重要的一环，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