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书院：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原标题：石鼓书院：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石鼓书院是我国最古老、最著名的书院之一，是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它始建于唐元和初年，迄今已有1200余年历史。1000余年来，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而成为蜚声中外的文化瑰宝，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

石鼓书院坐落在湖南省衡阳市城北的石鼓山上，蒸水环其左，湘水挹其右，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三面临水，前有深潭，一峰特起，悬崖削壁，如大石屹立江心，雄伟壮丽，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它临江负险，山明水秀，群峰环拱，风土清旷，交通便利，近府城而远离喧嚣，连水陆要津而非通道，远近适宜，高低适度。宋代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描绘它是“据蒸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元代黄清老在《石鼓学田记》中称赞它为“奇崛耸拔，中高而外秀，蒸湘二水左右环之，既合，荡荡浩浩，同归于洞庭。书院当二流之交，迴澜渟渊，远嶂森列，楼阁如在虚空中，盖湖南第一之胜地也”。再加上一些文人学士凭其山之奇特，将八处胜景品为书院八景，更加显示出奇特的地理环境。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幽静而清雅的石鼓山，实为儒家士大夫读书养性、相聚讲学、吟诗论文的绝佳场所，而书院“藏于名山”，又使石鼓山熠熠生辉，真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悠远厚重，生生不息

石鼓书院始创于唐代。元代陈淞年在《石鼓书院》诗中有云，“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早在书院创立之前，石鼓山就成为人们游览胜地和文人联聚场所。《三国志·蜀书》载，刘备牧荆州时，诸葛武侯以军师中郎将驻兵临蒸（衡阳的古称），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赋以供军实，相传诸葛亮当时就住在石鼓山上。诸葛亮病逝后，为缅怀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德行，衡人就在他住过的石鼓山上修建了武侯庙（祠）以供祀享，这座历史悠久的纪念祠堂从创建时起就成为人们凭吊和眺览的胜地。唐贞观初年，刺史宇方炫在石鼓山开“东岩”“西谿”为眺览名地；唐贞元初年，刺史齐映又在山的东麓修建了著名的合江亭；永贞元年，韩愈自阳山徙江陵，与刺史邹君会于合江亭上，留题古诗二十韵。自此，以合江亭为中心的石鼓名胜更因韩愈的留题而名扬天下，蜚声海内外；元和初年的邑秀才李宽中隐居石鼓山，辟寻真观为治学读书之所，招有志学者居观读书，共同切磋学问，并以山名院，曰“石鼓书院”，亦称“李宽中秀才书院”。时任刺吏吕温公暇之余“常往访之”，与山主（长）李宽中及诸生文咏唱和。石鼓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创建的书院，当时一大批读书人到此求学习艺。

宋代是石鼓书院全盛时期。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李宽中族裔李士真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中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前为会讲堂，中列先圣殿，后建雁居祠，东西两厢设斋舍十数间，外建仰高楼与风雩亭，复修合江亭，形成讲学、藏书、供祀的规制，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这种学宫式的建筑布局在后来历代重修中被继承下来，同时被保留的还有书院的办学传统。石鼓书院虽属私人创办，但从它创办时起，就受到官府直至朝廷的重视和支持。史载，宋朝皇帝就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从而使得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元代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和控制政策，书院官学化倾向越来越重。元朝末年，兵荒马乱，书院多遭破坏，后经50多年的沉寂，石鼓书院又得以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宋时旧观。在其后的岁月里，书院规制大备，其讲学、藏书、祭祀等主要功能进一步完善，石鼓书院又再度兴盛起来。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年），当偏沅巡抚袁廓宇向朝廷请求修复石鼓书院时，朝廷准其所请，并由时任衡阳知县余天溥董其事。“中为武侯祠，前立大观楼，楼下为七贤祠，右为公署五楹，两庑各为书舍，规制略备。”这是清代最早恢复办学的一所书院。由于得到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大小官吏的支持，石鼓办学重新兴盛起来，并成为湘南一个重要的文化学术研究中心。

教化育人，经世致用

著名理学家朱熹与著名学者张栻就曾来石鼓书院讲学，共同切磋中庸之义，朱熹还撰写了《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的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影响。

在朱熹、张栻两位大师影响下，四方学者接踵而至，盛况空前，以至“斋舍不能容，辟武侯祠居之”，成为石鼓书院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派的兴起，一批学术巨子来石鼓书院讲学，使讲学之风再起，盛极一时。根据史书记载，蔡汝楠守衡阳，常以经术为治术，以书院作阵地，每逢溯望定期到石鼓书院给诸生讲良知之学。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知名学者如湛若水、邹守益、茅坤、蒋信、李渭等相继至石鼓讲论，衡阳的曾朝节、刘尧诲、伍定相、王万善等也热烈响应，“坛席甚盛”，前来质疑问难者络绎于途，长永二郡诸生及官师举监皆负笈来学。至此，形成于南宋以来的书院“讲会”制度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有固定宗旨、固定组织、固定会期、固定规约的学术团体，石鼓书院也因此成为理学传播的中心，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思想家王夫之、旷敏本、吴时来、余廷灿、张学尹等，都先后来这里或登台传道或主持书院，从而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戊戌变法后全国兴办新式学堂时为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抚院按清廷诏谕，改石鼓书院为衡阳高等学堂。1910年后又相继改办为进修女子师范学堂、衡郡女子职业学校，从此实现了学校教育向近现代历史性的转变。

精神之光，代代相传

石鼓书院自唐元和初年创建以来，历尽人间沧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经历了弦歌不绝、瀚墨流香的昌盛年代，也饱尝过满目疮痍的艰难岁月。

据历代书院志记载，石鼓书院遭兵火大面积摧毁和大规模的兴复工程就有八次。历史上最后一次重建（即第八次）是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由时任“兵部侍郎、衡阳彭玉麟倡捐千金，诸好义者从而附益之，清泉候选道杨澍董督工役”，衡州知府李镐负责督办。书院最终毁于1944年日军炮火。20世纪60年代初，根据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建议，在书院废墟上重建了合江亭、绿净阁，修建了护栏、山门和旱桥，并将它辟为公园，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大修大建。

2006年4月，衡阳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举社会各方之力，重修石鼓书院，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重视对历史人物的充分挖掘、凸显乡贤、名宦、大儒的文化痕迹，依托石鼓山奇峰和蒸、湘、耒三水环流的自然风景，从“显山、露水、见秀”的思路出发，通过对地方史志的调查、考证和对石鼓山地形地貌的勘察，巧妙布置山门、书舍、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等建筑，着力体现“古、幽、曲、静、绿”的建设元素，使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二者错落点缀、浑然一体。重修后的石鼓书院整体布局为中轴对称，整个仿古建筑群为白墙黛瓦深色柱，主要材料是优质木材和麻石，庄重、典雅，有着浓厚的书院文化氛围。重修的石鼓书院通过征集刊刻名家楹联、碑帖，陈列布展名人孔夫子、诸葛亮、李芾等雕塑、泥塑、祭器等，让诸贤有“声”有“形”于石鼓，石鼓书院借名人美誉和名篇佳作垂光于世。石鼓书院孕育的教化育人的优良传统，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以及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精神特质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