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
湖南

郑佳明:青年毛泽东在长沙

2021年09月06日 13:36:06
来源:凤凰网湖南

作者:郑佳明 曾任长沙市委常委、长沙市委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社科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等职。在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恰同学少年》中,分别担任总监和总策划。

毛泽东主席一生历经83年,其中在北京居住28年,在陕北13年,在江西7年,在长征路上1年左右,在湖南最长34年。在湖南这34年中有17年在家乡韶山,有17年在省会长沙。加上他在1949年建国以后曾经50次回乡,途中都居住在长沙。他热爱长沙、眷恋长沙,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篇《沁园春·长沙》。可以说,长沙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是长沙的骄傲,长沙人民也永远怀念他。他在长沙上学读书,追求真理,在这里开始革命活动,在这里娶妻生子;他在这里转变思想,树立信仰。他从这里探索道路,开辟征程。深入了解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的重要事迹及思想转变历程,对于我们了解他的事业生平和思想大有好处,对于我们坚持和学习毛泽东思想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在长沙17年的概况:奋发读书 投身革命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17年的生活可以概括为两大部分:读书生活和革命活动。

(一)读书生活

1911年至1918年期间,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了中学和本科学习阶段。

1911年春季,1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同年10月,他加入湖南新军当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春季,20岁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21岁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

1918年6月,25岁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二)革命活动(1918年至1927年)

1918年至1927年期间,青年毛泽东受到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开始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参加早期革命活动中转变策略思想,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年,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因其老师杨昌济先生的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此期间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和指导,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1919年,他26岁时为领导驱逐湖南都督张敬尧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5、6月间,27岁的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并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探讨马克思主义相关问题。11月25日,他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1月,他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2月1日,他致信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友,信中进一步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1年1月,28岁在新民学会演讲时,提出学会要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早期革命活动。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29岁的毛泽东任书记。9月至12月,他组织领导的工人运动(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迅速走向高潮。1923年4月,30岁时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策略思想转变。1923年9月重回长沙。1924年1月,31岁的毛泽东去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2月,32岁时他在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7年3月,34岁时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9月9日,他在湘赣边界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

总的来看,这17年是毛泽东的人生和事业打基础的时期,是他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二、 读书求知是思想转变的基础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读了很多书,他读书具有立志与追求真理相结合、积极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湖湘文化)吸取营养、通过学习西方思想开阔眼界等三方面特点。

(一)立志与追求真理。

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的功名与爱国思想并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风云激荡救亡潮流的影响下,促使他形成早期立志的思想。毛泽东在离开家乡韶山外出求学时曾写了一首诗给自己的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从中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胸怀大志,只是那时他还抱有考取功名的思想,还是有一个小我的存在。

随着青年毛泽东思想知识的增长,其“立志”内容也日渐丰富,开始认识到立志须与真理结合。他把探求真理融入到“立志”中,写下“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怎么样才能立志呢?你找到了真理就立志了,没有找到真理就不能算你立志了,他把追求真理作为他的志向,这是他进步的第一个大的台阶。1915年9月,他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认为“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这是毛泽东立志跨上的三个台阶,即重视身心修养、研究学问,然后关心政事。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这是毛泽东在其读书期间的《讲堂录》中记下的一句颇值得留意和深思的话。其中“办事”指从事具体的政务;“传教”指范仲淹、曾国藩一样推崇义理之学,注重抓大本大源。曾国藩集“办事”与“传教”于一身的特点对青年毛泽东很有吸引力。“传教”包括学术和理论研究,包括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这成为毛泽东一个重要的领袖特征。

(二)从传统文化,主要是湖湘文化吸取营养。

首先,青年毛泽东为自己确立了做圣贤的人生目标。

曾国藩是湖湘理学的代表人物,受到毛泽东的格外推崇。毛泽东认为同时代最了不起有四人: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其中他还认为孙中山和梁启超没有什么本源的东西,康有为多少好一点,但是康有为的东西也不是正宗。说完其他三个人之后,毛泽东说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此外,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记录了他对《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的学习心得。以往我们对“独服”理解的解读不够,实际上毛泽东认为只有曾国藩有大本大源,他一生的行为和思想都深受曾国藩和他的经世理学影响。他为自己确立了做圣贤的人生目标:“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第二,毛泽东主张讲义理。

毛泽东说曾国藩既是办事者又是传教者,传的什么教呢?传的是义理之学。义理之学是曾国藩的大本大源,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国藩在给好友刘蓉写信时说到汉宋二家应该兼顾,毛泽东批注“可贵”。毛泽东从“汉学”中学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从“宋学”中学到了“民本思想”,也就是我们说的“为人民服务”和“群众路线”的思想。这两个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一定程度上说,湖湘理学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本大源。

第三,毛泽东治学从国学常识入手。

青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曾与同窗萧子升交流对读书的看法,他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那么如何才能通其常识呢?他认为“首贵择书”,读好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这本书,“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曾国藩在治学思想方面堪称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这是毛泽东在长期博览群书,钻研苦读中比较和研究中认识到的重要方面。

第四,把学习研究哲学作为寻求大本大源的途径。

青年毛泽东认识到要以大本大源“动心”,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说:“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要想具有大本大源,需要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

先博后约的学习方法。

在治学方面,毛泽东深受曾国藩的“贵恒”思想的启发。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一个“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的治学纲领。他在一师读书期间,如饥似渴、博览群书,仅《讲堂录》记载的就有20余种著作。他曾经还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读书半年多时间,“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划粥,冀可勉强支持也”,这句话可以看出其当时读书用功之苦。

第六,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

杨昌济对毛泽东个人修养影响很大,他丰厚学识和人格魅力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他在湖南一师教授修身和伦理学等课程,所教授的教材就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和王阳明的心学。新康德主义伦理学关注人格的“超越”和“自律”,这些思想主张给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第七,读书内容广博。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很广,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学习和借鉴。关于楚汉文化,他对屈原、楚辞和贾谊、司马迁情有独钟;对“申韩”、秦始皇的法家思想深藏于胸、屡加赞赏,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说他对法家“两头热”;对墨家主张“兼爱”、“节俭”、“苦行”、“豪侠”等思想十分推崇和注重践行;对道家思想了然于胸,喜欢老庄,深受其辩证法的影响,他撰写的《矛盾论》就是深受影响的代表;对儒家大同思想、康有为《大同书》和“三世”思想,甚至对佛学也有独到见解,认为“眼耳鼻舌身”五识与“心经”相合。后来他提出要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指导方针。他一生以传统文化为思想武器,以史为鉴、以史治国、以史治党,这些与他年轻时期的知识基础和学问格局密切相关。

第八,毛泽东读书既有庙堂也有江湖,很接地气。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还说:“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从毛泽东读过的这些小说的内容看,它们多半是描写“均平”、“精忠报国”和追求“理想天国”美好生活的故事。毛泽东回忆说,这些小说“对我影响很大。”

最后,读书也引发了毛泽东的深层思考。

毛泽东读书时思考的两大问题: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问题。他看到《盛世危言》和一本论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危险的小册子后,感受到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内涵。1915年5月,为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为,湖南一师的学生编写了《明耻篇》,毛泽东阅读该书后,在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直接反映出毛泽东的爱国之情与报国之心。他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明确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也提升了关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他在谈到读小说的影响时说:“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小说中所描述的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境况,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驱使他去寻找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办法。

(三)学习西方思想开阔眼界。

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受到西方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到长沙之前,他就读过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从此开始直接接触西方学术思想。到长沙后,他进一步阅读了《校邠庐抗议》《盛世危言》等介绍西方思想的书籍。1912年,他利用半年时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博览群书,进行自修式的学习,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如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这些西学著作开拓了他的视野,西方国家国富民强的状况深深触动了青年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当他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后,对书中的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复兴民族、拯救国家的英雄豪杰以及孟德斯鸠、卢梭等著书立说、改造思想的启蒙思想家非常崇拜,并感慨中国也需要有这样的英雄人物,才能实现富国强兵,这使他的民主启蒙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升华。

在学习西方思想时,青年毛泽东重视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他在阅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就思考个人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万事万物的价值是依靠个人而存在的,如果个人不存在了则万事万物也就没有价值了。因此,个人价值要高于万事万物的价值,但凡有压制个人价值,违背个性的,都是有悖于客观规律的。这本书是杨昌济先生任课时提供的教材,很多学生听不懂、不喜欢这门课。但是毛泽东非常认真阅读教材和听讲,并做了12000多字的眉批笔记。后来,他在一师初期的同学杨韶华把这本书借走了,因为战乱无法还回,新中国成立以后还给毛主席,毛主席抚摸着这本书时很有感慨。

三、 社会实践是转变的动力

(一)社会实践是根本动力。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游遍四宇尚已”。游学成为青年毛泽东了解社会现状、投身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1917年夏天,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利用暑假期间,到了长沙、宁乡、益阳、沅江和安化等地的农村游学,对农民疾苦和农村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1918年的暑假,毛泽东又与同学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地进行考察游学。他在学校组织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发起“新民学会”。他还在岳麓山下组织开展“新村”试验,组织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湖南学生总罢课呼应五四运动,参与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等。这些事件既锻炼了青年毛泽东社会组织能力,又体现了他改造旧社会和旧中国的决心。

(二)锻炼坚强的意志。

为了实现自己执著追求的理想,他刻苦实践,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寒冬腊月,坚持冷水浴;迎着狂风高声朗读唐诗。一天夜晚,雷电交加,毛泽东浑身湿淋淋地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是《尚书·尧典》里面的一句话。所以他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些正是他意志力的真实写照。他后来说,长征能走过来,与我特别注意锻炼身体有关,既是锻炼身体也是锻炼意志。

(三)培养独立的个性。

毛泽东认为人要有主心骨,有独立人格。培养独立人格,学好哲学是关键。他指出:“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一方面追求大本大源,重视哲学思考,另一方面,崇尚实践出真知,他说,“学皆起于实践问题”,“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他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而必须“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千方百计身临其境地深入社会底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社情、国情。

(四)致力于现实。

毛泽东十分重视“通今”,即对当下社会事物的知晓。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表述了自己的两个观点:“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这个观点的意思是说,理想信仰必须要实现了才有意义,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独到的精神和人生态度。

四、 一往无前的勇气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是曾国落的座右铭。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引用此语,他说,克服一障碍,则必又有一新需要新障碍随之,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是他转变的关键

(一)十月革命的影响。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成为了其人生理想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期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筹划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给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中国贫弱面貌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从《新青年》的文章以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中,初步了解到一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有了些感性认识。

在北京期间,青年毛泽东深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经过杨昌济推荐,毛泽东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担任助理员,并结识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因工作关系,毛泽东经常向李大钊学习请教,也接触到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李大钊也对这个湖南学生运动领袖非常欣赏。在他的指导下,毛泽东研读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并聆听了李大钊的多次讲演,他回忆这次北京之行说,他曾在李大钊的帮助下,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使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理解。同时,毛泽东还结识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在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期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更加广泛深入。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与李大钊的联系更加紧密,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第二国际垮台、第三国际建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等共产主义的发展情况。毛泽东曾在多次场合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史》。

(二)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方面,青年毛泽东决心走俄国人的路。这期间他与蔡和森探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组织中国共产党,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打击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表示非常认同,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而对萧子升等人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从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在事实上无法实现,因此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另一方面,青年毛泽东坚决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政权的重要性,强调通过武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政权就不能领导人民发动革命,动用力量保护革命,更不能完成改造社会的重要使命。毛泽东为什么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就对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热望?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中,被社会改良主义者们所歪曲的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的“兼爱”思想,老庄的“出世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杂合的结果。其宣扬的本质内容与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年时期所读过的那些对他“影响很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均平”思想的影响不谋而合。因而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最后,青年毛泽东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从他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为样板而创办《湘江评论》。在这个刊物上,毛泽东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那上面虽看不出他读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痕迹,但却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字,都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每周评论》和陈独秀、李大钊文章对他的影响。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在他们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 青年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总结

(一)影响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因素。

影响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因素有时代潮流、思想文化、先贤榜样三样东西。

时代潮流就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爱国主义和平等观念是他的人生动力,驱动青年毛泽东立下宏伟志向。远在偏僻的山村,小时的毛泽东就读到了《盛世危言》《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书籍,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变以后,阶级矛盾激化,湖南首当其冲。后来,毛泽东回忆道:“我还记得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思想受到极其震撼。

时代潮流催促他立志,立志促使他追求真理。他追求真理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读书做学问,二是参与社会实践。读书思考写作是做学问;读报关心时事,组织活动、“游学”实践,寻觅诤友,组织社团,是实践内容。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为他打下学问基础;西方文化让他开阔眼界,具有时代和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促使他找到事业和人生的道路。

学习先贤榜样,既是他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也是他思想文化的来源。从湖湘文化这个角度来讲,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最大的人,有屈原、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从全国范围来讲,当时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

(二)青年毛泽东思想的三个重要转变。

从人生观看,毛泽东的思想从小我走向大我,从谋生、谋取功名到成为圣贤。从自我价值到社会价值。从实现自我到改造中国与世界。

从价值观看,毛泽东的思想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从世界观看,毛泽东的思想从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从传统文化为主,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