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制度: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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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制度: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到来

2021年05月06日 16:41:32
来源:新湖南

原标题:恢复高考制度: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到来

【铭记】

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意义远远超出教育本身,它彻底结束了“读书无用论”的荒唐年代,让广大中国青年看到了希望和未来,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

【追寻】

“恢复高考,如一声惊雷,点燃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激情。”今年7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政清,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1977年12月,长沙,考生走出高考考场。唐大柏 摄)

(1977年12月,长沙,考生走出高考考场。唐大柏 摄)

陈政清1977年12月参加高考。那一年,他已经30岁,在岳阳钱粮湖农场的中学教书。成绩出来,陈政清被录取到湖南大学力学专业,从此与力学结下不解之缘。

镜头拉回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1966年6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举行的日子,数以万计的学子却在高考前夕收到了“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谁都没有料到,这一推迟,就耽误了整整10年。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湖南的高校招生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但当时的招生采取的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使得高校入学青年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还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走后门”腐败风气。

当时,许多有志青年身在农村、工厂、牧区、营房,手上摸着农具、机器,生活的艰难、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迷茫,让他们恍若置身黑暗,看不清命运的方向。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高考。

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一新闻犹如一声惊雷,迅速传播开来。无数在迷茫与困顿中苦苦求索的青年霎时看到了希望和曙光——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同年10月,湖南省委在长沙召开全省高等学校和中专招生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招生改革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高考招生工作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领导和招生工作人员要加强党的政策观念,抵制和纠正各种不正之风。

新的招生制度将考试成绩作为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彻底摒弃了“推荐制”入学方式。要求注重从66、67、68届(俗称“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规定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应占整个录取人数的20%左右。

成千上万的人兴奋得夜不能寐,10年的时间浪费了他们的青春,却抹不掉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望。他们纷纷拿起搁置多年的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白天上工,晚上挑灯夜读,只为全力以赴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7年年底,全国各地开启高考,湖南高考时间定在12月17日至19日。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同时也是最为仓促的一次。从10月21日公布恢复高考消息到正式考试,时间不足两个月。

即便这样,也没有阻挡大家对报考的热情——全国各地570万出身不同、年龄悬殊的考生走进了高考考场,最终27万人被录取,颇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

那一年,湖南省招收高校新生23750余人,工人、农民、干部、知识青年占录取总数的81.37%,党、团员占86.11%。

1978年3月,陈政清踏入湖南大学校园,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学生。他十分珍惜这迟来的学习机会。在这里,他师从国内塑性力学“三巨头”之一的熊祝华教授和结构力学的王磊教授,逐渐领略到力学科学的无穷奥妙。陈政清儿时立下的“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终于在而立之年扬帆起航。

【感言】

无论何时,知识都是改变自身命运、奉献国家社会的最佳途径。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无数有志青年仍然怀抱着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顽强拼搏,始终没有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在物质生活水平相对发达的今天,广大青年学子更应刻苦学习钻研,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事业当中,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链接】

一份记者内参,被邓小平“点赞”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 教育部在山西召开全国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决定将在当年招收5%(大约1万名)高中应届毕业生,对原有的“十六字推荐入学方针”没有改动。

不久后,分管科教的副总理邓小平邀请30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查全性勇敢地发言指出,应该恢复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招生考试,而且”一定要当机立断”。

邓小平当场表态:“‘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根据邓小平的要求,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

一开始,会议延续着第一次会议的结论,即招生考试面对应届学生开一个小口子,但总体上延续“推荐”入学制度。

承担会议报道任务的《人民日报》记者穆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就是不敢突破“两个估计”。所谓“两个估计”,是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纪要》中提出的两个判断:“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9月3日下午,穆扬以人民日报社记者的名义,邀请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的6位代表座谈。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把“两个估计”的出笼经过做了梳理,发言者纷纷指出:“‘两个估计’在逻辑上讲不通,也不符合事实。”

结合座谈会的情况,穆扬写出了最后标题名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的内参,由时任总编辑签发,上报中央领导人。

内参送上去了,一连几天,穆扬的心情忐忑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9月21日,大家得到通知,到教育部礼堂听“传达”,原来是教育部长刘西尧传达邓小平9月19日谈话的内容。传达是依照文稿念的,邓小平在谈话的开头就提到了穆杨所写的内参,对其给予了“很可以看看”的高度肯定,并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严厉批评说,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是要摔跟头的。

邓小平的谈话传达之后,招生工作会议发生重大转折,最终确定于当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根据“择优录取”原则通过文化考试进行高校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