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湖南

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2021年02月01日 10:56:43
来源:彭石头说

原标题: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说明】 本文为郑佳明先生2021年元月10日在船山学院石头记梅花社暨“王船山与湖湘文化”主题读书会上的演讲记录稿,未经本人及石头记读书社同意,不得转载刊发。

前言

越表扬啊,心越虚,刚才各位都讲得非常透彻,我呢,实际上不能说没有认真准备,但是认真准备了呢,还是感觉到心里很虚。主要因为我是业余的,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业余的球队能打过专业的呢?所以我只是一个态度比较好。

如果我讲的不好呢,首先是这个会议的组织者遇人不淑,但是我还是认真的在学。彭永呢,把我看作我们这个读书群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我在这儿呢要说两句感谢的话。第一要感谢衡阳的同志们,为咱们这个学习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要感谢王兴国老师、王泽应老师,还有熊考核老师、朱迪光老师,周建刚老师,都要感谢,能出席我们这样的一个读书会非常不容易。

彭永呢问我说,我讲个什么题目?我呢,那个时候正在忙别的事儿,我就讲了一个题目,叫做“船山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后来静下心来一想,觉得有点造次,这个题目太大,可能讲一辈子也讲不清楚。最后我想着把这个题目缩小,我现在讲的什么题目呢?讲个“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这里头呢,就涉及到开始建刚教授讲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用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观点,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哲学进行定义。其实我查了一下,古代没有认识论这一说。我们这个认识论,其实是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有一个人,把这个认识论和传统文化把它等同起来,讲知行关系和认识论。这个人是谁呢?毛主席。毛主席在他的这个《实践论》里面,下面加了一行小字,他讲的实践论,就是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讲知行的关系。

这是我看一个材料,毛主席是在……(王兴国老师帮助调整话筒,“谢谢,这是多高的待遇呀?”)王老师,他是我们真正的老师,他跟我住的相隔不过一百米。我有时候遇到问题,我就上他家去请教他。(王)兴国老师是把学问真正做进去的,他是著作等身的,他研究王船山的著作非常多,最近出的这本(《王船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王船山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我慢慢的都从头看到尾,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当然也是为了今天到这里来(做讲座),做一点功课。

王兴国老先生

王兴国老先生

所以毛主席讲的这个认识论,和知行观可以划等号,这个咱们就有把握,是吧?那么我们今天讲湘学认识论,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这样口子就小了。但是问题是,小了以后它还有很大,还是大的不得了,那也要讲几天。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提一个纲,讲一点思想。要是引文的话,像他们这样引的话,咱们就搞不成器。

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船山知行观之所以重要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认识论呢?向各位老师请教。王兴国老师他写了船山有七个观,知行观、理欲观、家国观,等等,这么多看法,这么多观点。这个知行观、这个认识论呢,大贯穿船山其它所有观点的,是船山最重要的观点。因为船山最突出的是哲学,我们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哲学家。哲学里面的话呢,他最突出的是认识论,最突出的是知行观。我认为知行观之重要,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呢,他这个知行观呢,带动了而且贯穿了他所有的其他观点。因为认识论呢,它是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你怎么看这个时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船山最关切最焦虑的是大明灭亡,所以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哪开起?就要总结明王朝的经验,就要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样的一个现实,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他的这个“开生面”的起点,这是一点。

第二点,他这个认识论,和他后来的价值观有关系。他的价值观有两点最突出,一点就是刚才王泽应讲到的,一个是人民的观念,一个是民族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它是“古今通义”也好,它是“一时之义”也好,“一人之义”也好,其实他是讲人民的观点,不能为了一个君王,为了一个万历皇帝,让这个国家,让这个民族,让这个老百姓受苦。这里边他讲的是人民的价值观,这是船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后来我们为什么说他“兴民权”,说他是一个启蒙思想家,那么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民的观点。第二个观点是民族的观点,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包括讲到了《黄书》是他的价值观里面另外一种支撑点。那么这两个大的支撑点,他的起点,贯穿这两个新的认识是什么?是认识论。他怎么看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他的纠错和纠偏。刚才建刚讲了十六个字,非常好。他实际上对阳明是纠错,他实际上对程朱他是纠偏,他是建立在纠错和纠偏的基础之上,形成他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纠错和纠偏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认识论来。特别是在知行观里面,他对阳明心学的知行观,他有很多具体的、生动的批判,他对朱熹的先知后行、格物穷理,这样的思想,他也有很多的批判。他认为朱熹的话,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把知和行的关系割裂开了,分成两截了。这个是贺麟说的,贺麟把他这么概括的。他分成两截以后,他把这两截,两个端点的距离拉得很长。

所以格物穷理啊,你去读十年寒窗苦,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你还找不到这个理,这个理很难找,所以这个时候要存天理去人欲,一辈子都要去读书啊,去思考。这个东西对不对呢?他有他的道理,理学讲这个东西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他把知看得太重了,把行看得很轻。更不要说程朱也好,陆王也好,他们讲的行,主要是道德实践,主要是伦理践行,这个都有原话。他们讲的这个行,与毛主席讲的行,不是一回事。王阳明的心学呢,他把知和行这两个东西的距离给缩短了,他说知和行不是分开的。他举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好色,好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的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他看见美色的时候,他心里头一动,起心动念,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行了。变坏蛋,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变坏蛋了,是吧,开始了,是吧?后来把坏的心又收回来,这个时候,《中庸》啊,《中庸》里面专门讲“过,犹不及”,要取中间,中间还有那个心思的时候,又把它搞回来了。这个时候人的话,他就是控制欲念,进步了,对吧?所以王阳明的心学,他仍然认为知和行是两样东西。既然是两样东西的话呢,就是说你得同时发生,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这个心呢,就到了静,达到理了。心外无理嘛,我这个理就是这样来的嘛。

王船山对这个心学不太感兴趣,他的批评很严厉,刚才这个谁,建刚说几乎是破口大骂,是吧?他对心学批的很厉害,这就是因为他认为王学的末流,王学有很多人,一代一代,传得走样了,最后他使明朝垮掉了。明朝的思想,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这两个思想都使明朝的这个学界和明朝的官场,出现了一种“虚”和“空”,这样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这两样东西在官场和学界弥漫开来之后,对明朝形成最大的影响,就是脱离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明朝看着看着烂下去,大家都不管。一直到崇祯皇帝去上吊了,左良玉手里还有一百万兵,他也不去勤王。所有的人都不负责任,都不管事,只顾自己。他这个只顾自己还有其他的原因,宦官横行,太监横行,这谁有积极性啊?还有东林党人、复社等等,这些党人们互相争来争去的,你说谁有积极性啊。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他从哲学上讲,宋明理学它走到了尽头。

所以王船山的话呢,王船山他这个认识论实际上是纠偏、纠错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始终在讲王船山是返本开新,我们始终讲王船山的话,他是别开生面。他的“开生面”的起点,从认识论开始。

船山知行观的“与时俱进”

王船山他的话呢,他的认识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与时俱进。他真正做到了日日新,苟日新,不断地更新。

他在总结明王朝为什么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停滞不前。虽然这个时候有一大批的徐光启啊接受西学影响,有这样的一些个外来的思想过来,但是整个朝廷沉闷,不往前走,结果到最后,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天崩地裂,两个大的农民起义,再加上一个异族入侵,发生巨变。这个时候,王船山他的认识论,他的思想,有一个东西,叫做应变,就是怎么对待变化?其实他这个思想,为什么曾国藩,为什么后来谭嗣同,为什么我们毛主席(都有继承),就是他这里面呢,他对《周易》是非常有研究的,他就研究这个变化。还有刚才(王)泽应教授讲的《春秋》,《春秋》是讲变,《春秋》是讲变革的理论,既讲忠君、忠孝,又讲变革。

我这几天我在想一个事儿,我想请教大家,就是说魏源和王船山有什么关系?我在知网上查,没查到关系。但是我查到魏源,他跟刘逢禄呢,这个学《春秋》。王船山家里头是治《春秋》的,从胡安国开始,一直到王船山,是吧?那么湖湘文化里边对《春秋》是情有独钟的。最后的这个谁呀?魏源,他和刘逢禄的儿子,和刘逢禄的侄子,他们一起在和邓显鹤他们在研究船山的书,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那么实际上刘逢禄他是魏源的老师,魏源的思想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康、梁。所以康梁啊,康有为啊,他们两个是搞《春秋》的。所以这一条线上下来,是吧?这是湖湘文化里边讲“变”的这么一个线索。所以湖湘文化他这种“应变”的特色,跟认识论有关。所以像王船山,他最后讲到“知行互资”,互资,就是互相支持和互相进行修正和辩证。

那么其实毛主席后来讲两个飞跃,毛主席讲两个飞跃,也是讲知和行的互动。知和行互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途径。当我们感性认识取得了理性认识的成果之后,理性认识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这个时候又有新的认识。毛主席说“往复无穷”。

前天《湖南日报》发了我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说“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我在这个文章的最后一段,我引用了毛主席这句话。那么其实呢,湖湘认识论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变,变革,革命。所以近代历史上,从陶澍这些人,搞《皇朝经世文编》,搞《海国图志》,然后到曾国藩他们这些人。曾国藩是个变革的人,你别看他是保守主义,他是以保守来获取朝廷的支持,获取政治和谐、社会的资源,但是他完全是一个创新的人。他的所有的那些行为,当时都是引起争议的。最后他在那以少胜多呀。谭嗣同是个创新的人,黄兴、蔡锷、宋教仁是创新的人,毛泽东更不要说。所以这个王船山的认识论里边,他对湖南人应对近代历史的变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因为他是哲学,是认识论,所以他具有统合能力。凡是读了船山的哲学思想,这些人,开窍,明理,找到了新的思路。

我大概讲这么几层意思呢,是想说明一下,这个王船山的认识论,王船山的知行观,他对湖湘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题目。

周建刚教授

周建刚教授

船山知行观的“返本开新”

那么船山呢,他在这个认识论上,还做了几件事儿。

第一件事,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知行观里面的合理成分。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返本开新,返到哪儿去了?他返到了孔子这儿。孔子之前,咱们中国有没有这个认识论呢?基本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在商的时候,咱们是信天命,信神,那是个神治的时代。到了周的时候,咱们信礼。这个礼呢,本身它是一个形式,它这里边的知呢,有这个字,这个字是知什么呢?知礼。就是说你知道这些礼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行是行什么呢?也是行礼。所以这个时候谈不到一个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讲知和行的关系开始讲的多的,就是孔夫子。

孔子这个人呢,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本身是个教育家,他一直在教人家,是吧?孔夫子讲这个君子有“三达德”,最大的道德涵养是智、仁、勇,他这个智啊,就相当于知。所以咱们这个国家呀,包括现在的改革开放,包括咱们中国所有的近代历史上的进步,有一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学。中国人真的是对学习看得很重,善于学习。所以这个学就是从知来,这个知是从哪来的呢?就从孔夫子这儿来。他为什么要整理六经呢?他为什么要一天到晚的来研究这些东西,他就是教人知。他像丧家之犬一样地各个国家去跑,去奔,奔什么呢?他实际上就是要让春秋这个混乱的时代回到周的这种礼乐的时代。他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里面加了一个东西,就是仁。把仁灌输到礼里边,使这个礼有爱。这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这个时候就诞生了。这个诞生里面包含着知,所以他说知什么?知仁、知礼,这就是孔夫子讲的最重要的知。我们不展开讲啊,我这准备了好多材料。

但是这个知呢,孔夫子的这个知,他呢还是处在一个什么呢?道德范围之内。但是大家注意一条,孔夫子那个时代他有行。为什么呢?六艺,有功夫论。功夫论呢,就是说那个时候除了六经之外,还有六艺。六艺就包括要骑射呀,包括要驾车呀,包括这些个行的东西,要做的事情,要操作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一个人要作为君子的话,你必须要读书,而且你还要会操作很多具体的事情,同时你还要能够唱歌跳舞,变得非常的快乐,君子是很快乐的。孔子这个人一直讲人要乐,后来有颜回之乐,深刻地影响了理学,周敦颐和二程嘛,对不对?后来咱们范仲淹这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夫子的话,涉及到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儒家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从生产中来的,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儒家的生活、生产的理论就是一个行的理论,这个思想是儒家的东西。王船山返本开新返到哪儿呢?他返归孔子。

在先秦时期还有两个人,特别厉害。那么其中一个是荀子。荀子这个人是讲行的,他有很多行,他在《劝学篇》里面,《劝学篇》里面是吧,他专门有很长一篇讲行的。再就是墨子是吧,墨子是只讲行的,他不讲知的。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些思想大概到了程朱的时候,变成理学的时候,这些思想的话开始慢慢地走偏了。王船山的返本开新干什么呢?返回来。他把最初的、最原本的知行观的内容把它吸收。那么这是第一点,他的知行观。

王船山知行观的第二点,就是大家都在讲,扬弃了程、朱、陆、王这些个知行观中的历史局限。我们不能回过头来又说朱熹不对,是吧?其实古人没什么对不对的。我们学历史的时候,王兴国可能记得这句话,列宁说过:“对历史的绝对要求,就是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你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要求朱熹,是吧?程和朱,包括我们的周敦颐,这些人做的事情,破千年之暗呐!那一千年咱们中国出现什么问题呢?战乱。汉朝以后就战乱不止,唐朝稍微稳定一点,一段时间,一百年不到,其他都是乱的。宋朝虽然不乱,但是外族不断地入侵。所以我们有一个战乱问题。

第二个,那一千年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之中,西域来了很多外族,少数民族,东北方来了好多少数民族,民族在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呢,道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是吧?这个滋长蔓延,儒家的思想反而往后退,是吧?退到了边缘化的地位。所以晚唐的时候,像韩愈他们这些人的话,就发动古文运动,古文就是讲汉朝的那个经学,从这开始又想把这个儒学的东西搞回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理学,这个理学的话呢,他继承了儒家的这些个基本的思想,四书五经当然是儒学的,那么同时他把这个东西强化起来。其实理学啊,他的后来这个七百年,我们讲一直从周敦颐到王船山是七百年,郭嵩焘讲的。七百年,湖南人,是吧?王兴国老师的书里面专门写的这段话,我也引用了这段话。(“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郭嵩焘《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这段时间是中国思想深化的时候,你不能现在回过头来讲,程朱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

但是到王船山这个时候呢,程朱的思想他出了问题。程朱思想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进入了高层的意识形态,一进入高层的意识形态以后呢,他就架起来了,架起来就很高,这个很高他就容易脱离实际。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八股取士。这个八股取士,就把这些个读书人都变成了读书的机器。既然是八股文嘛,起承转合嘛,你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书里面的思想搞清楚呢?我为什么要创新呢?我没必要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学问就开始越来越偏了。再加上明朝搞文字狱,从方孝孺开始,株连十族啊,那谁还敢搞呢?到后面就出了这个党人,是吧?这样的话,这个程朱的思想到了明末,明朝末年的时候,理学没有吸引力,没有影响力,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工夫的东西。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吧?那么这个根本就没有人去解决实际问题。心学,出了王阳明的心学,他是出来救理学的。他在贵州龙场悟道,悟的什么东西呢?悟的就是说,他原来那个格物穷理,去数人家的竹子,不对,是吧?自己东西都在心里,整个世界、宇宙都在心里,只要心里好就都有,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呢,在认识论上,王船山对程朱和陆王,在认识论上对他们的批判,成就了自己的新的认识论。王船山的新的认识论,是在批判程朱和陆王的基础上产生的。

王泽应教授

王泽应教授

船山知行观的具体内容

王船山的这个认识论,他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吧。那么这里头呢,我简单地点一下题,不展开讲。

1、本体论问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本体论的问题。这个建刚讲了很多,气一元论的问题,我跟建刚的观点不完全一样。那么其实,我看好多人写这东西。我今天跟兴国老师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我昨天好像听说米克问他,是不是把王船山的书都读完了,是吧?那么王老先生说没读完。要是问我,我也没读完,我只读了一点点,读不懂,是吧?坐不下来,没那么多时间。我现在都是读的二手的多,都是去看论文。看王老师的呀,还包括我们王泽应老师写的书,他有一本书专门讲这个“伦理个性”,讲王船山的个性,都写得非常好。读这些书吧,我到知网一下就下几十篇,上百篇文章,慢慢坐着读吧,是吧?有水平的文章,读的很开窍。我们还是没有研究,将来其实湖南应该有一个船山研究院,这是专门的一批人一批钱,把有一帮的人来从头到尾的去读,开始好好的读。这就是庄子讲的呀,“知无涯,生有涯”,是吧?你像我这个打酱油的,我做了四十年的官,是吧?退了休回来,跟你们搞,搞死都搞不赢你们是吧?只能做一个好的学习态度来表现一下,是吧?但是你要是叫年轻人从小就把这个古文搞通,他那个东西非要懂古文,然后一点一点地按计划地来研究,十年二十年,把船山思想的精髓把他搞懂,把他的纲目纲领搞清,那么这样可能才行是吧?

所以这个气本论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呢,船山讲呢,这个气呀,他是跟这个理是一体,而且这个气无边无沿,对吧?最后他讲“气”和“诚”,都有共同的点,两个字,“实有”,就是实实在在的有。“实有”这两个字我非常喜欢,就是说它不是没有,它是有。这个“实有”两个字,它对气本论下了一个结论,是吧?这里头有很多话。那么这个“实有”这两个字,叫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讲,是什么呢?他承认世界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人类的哲学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第二个问题,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学哲学嘛,就是这两个基本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始终现在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是吧,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讲唯物的倾向和唯心的倾向。你说他百分之百的唯心,也不一定。你说朱熹这个人百分之百唯心吗?不是啊!“格物致知”那个物是个物体啊,万物啊!格物,王阳明去格那个竹子,那个竹子不是心,竹子不是精神的啊,是物质啊!对吧?那么实际上,王船山的本体论呢,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它后面有一些东西。既然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生活、生产就是真实的,人的生命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有生的思想,“生生谓之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生命的价值,这些东西都是客观性,物质的客观性的一个衍生的理论。没有这个理论,你说万物都是理,这个是不对的。你说万物都在我心中,我心里要不想,这个美人就不在了?那还在,她跟别人去了,是吧?怎么不在呢?这个物质的客观性,这个东西是船山他的本体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他把所有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是他的一点。

2、道器论问题。第二点,是他的道器论。道器论呢,涉及到物质和精神的对立面,道是精神的,器是物质的。他还有一面,道是一,气是万。毛主席最后写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他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是什么?是道;特殊性是什么?是器。我说世界是物质的,但是我可以讲每一个物质的具体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他们都一一归为道。这个思想很了不起,这个思想实际上他把人们的认识颠覆过来了。颠覆的什么?就是说器才是第一性的,你有了器才有道。这就是谭嗣同老是讲这句话呀,是吧?谭嗣同他是崇拜船山的,那么你这样就可以革命了,你可以创新了。我们过去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器也不变。大家只要晓得老祖宗就行了。这怎么行呢?这就是船山的道器观。

3、能所关系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能和所的观念,能的是能量的能,所就是所以的所。能所这个观念它很重要,它这里面是借用了佛家的思想,能是主观的,所是客观的。中国的文化一直没有把主观客观这四个字说出来,我们始终不说这句话。但是佛家说了这句话,这个世界它是有主观的,有客观的,这个思想对毛主席影响非常大。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汇合成新的主观与客观的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毛主席讲了一段话,他说:“到了世界上每个人都主动地改造主观世界,又改造客观世界,还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时候,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我就联想,联想到毛主席晚年,他说人类都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在前进,那么其实就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这个是认识论的最高点。我们现在出问题,都出在主观和客观不一致,对不对?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局限嘛,所以我们才会犯错误嘛,对吧?那么这个思想,主观和客观,这个是王船山的一个大的思想,他讲了很多是吧?我看文章很大,我是做了很长的两万多字的笔记。

4、动静问题。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王夫之还发挥张载的“太虚本动”的思想,认为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如同门之开合,开可以说是动,合可以说是静,其实开合都是动的表现,说明静止只是运动过程的一种特殊状态,绝对的静止是没有的,广大的自然界充满了运动。他提出天地万物都是在变化更新的。他说天地万物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都是阴阳组成的,阴阳在变嘛,所以事物本身也在变嘛。所以新旧不断更替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重复,而是不断地清除自身当中旧的死亡的东西,深刻地揭示了变化日新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他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

5、知行关系问题。刚才我前面讲的这几点呢,并没有直接讲知行关系,它是和知行关系有关的几个问题。但是呢,那些问题不说清楚,知行就说不清楚。

那么他讲知行关系呢,第一条,“知行有别,先行后知”。首先要肯定知和行是两件事儿,不是一件事儿;然后的话呢,要先行后知。第二个观点很重要,他说“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兼是兼职的兼。他说你行的时候呢,你可以一边行一边就获得了知识。但是你一边知的时候,你不可能同时就行了。你不可能做到这样啊!你知就是知。所以我们现在出了很多书呆子啊,他读书,他没有行啊!但是你行的时候你可以兼知,那么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不懂,你可以从这个实践中学习。第三的话呢,他说所有这些个知行观出问题的人,都是“离行以为知”。离开了行动以后,还以为自己知道呢。就是离开了实践,离开了行,“离行以为知”。他说这是一切错误的根源。第四个呢,他提出“知行相需”,知和行互相是需要的。你知,你就得行;你行,你也得知。他这个呢,就把知行关系的辩证统一,这样的一个思想找到了。这个,他的这些思想呢,最终他提出了这个行它的功能,他讲了四条。

第一: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行呢,它是这个知的来源和基础。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毛主席后来讲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你所有的知识从哪来呢?从行中来。第二:行是知的目的和意义。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行?你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那么就是,你的目的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目的不是去知这件事情。第三:行是检验知的标准。这就到了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的那个“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第四:行比知要高,行比知要难。

中国几千年,靠道德治国,道德哲学治国,形成很多固有观念,宋明以后,形而上的东西日益强大,僵化日益严重,虚空作风误国,我们到今天也有很多先验的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破除教条主义,毛主席叫我们读《反杜林论》,王老师可能也读了,是吧。那时候我在农村插队,哎呀,读了半天,也不知道哪个是杜林说的,哪个是恩格斯说的。那个书翻译的也非常诘屈聱牙。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就知道毛主席的《实践论》,他就是反对先验的,反对事先你还没有经过行,你就形成的一些观点。

船山知行观与毛泽东《实践论》

那么其实这几条啊,后来到了这个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都做了论述。毛主席在《实践论》里头是怎么讲的呢?

毛主席讲的是“实践第一”,继承了王船山“力行第一”的思想。毛主席和王船山的,王船山的行和毛主席的实践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是毛主席的思想和王船山的思想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毛主席讲的实践是社会实践,他不是一个人的道德践行。社会实践是什么意思呢?毛主席引用马克思的话:“人是社会关系之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各种作用力到你身上,形成了你一个人。你这个人的话,是个社会的人,你不是单个的,个人的道德修行。他说社会实践包括三样东西: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我去查了《实践论》里面,真的把生产斗争放在第一位,这个思想就是从我们的经世致用思想而来的,是吧。你看像陶澍,一个盐业、一个漕运改革,包括后来左宗棠,很了不起,林则徐喜欢他。左宗棠他在家里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怎么样养桑麻,怎么样兴水利,怎么样治理国家的书。而且,左宗棠他对地理很有研究。这就是什么?实学。这个实学来源于哪儿呢?就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认识。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这些,他把这些个思想都把它升华起来,形成了《实践论》,是吧,当然他们说艾思奇呀、陈伯达呀,好多人帮他写,帮他讨论,是吧?但是他能写出这个东西很了不起啊!我在中央党校读书的时候,党校老师跟我讲,苏联人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农民党,最多是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所以去年打下了江山,他们很难办,是吧?承不承认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结果苏共中央就派了尤金……。尤金是,我们小时候读尤金的《简明哲学辞典》,俄罗斯苏联的一个大哲学家。他后来做了苏联驻中国第一任大使,就把他派来了,派来的时候让他考察一下,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党。这个尤金他看了看,在西柏坡读了很多文件,最后他看到《实践论》,他说这个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回去跟斯大林讲,然后苏联人的话,他说我们现在苏联的科学院的院士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所以《实践论》这个东西呢,它是,我前天那篇文章(《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里面讲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和《实践论》呐,《实践论》是实事求是的展开版,实事求是是《实践论》的灵魂和精髓。那么这两个东西他们其实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有三个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第二个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第三个就是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里,特别是王船山。

所以王船山的思想影响了谁呢?我在研究,他影响了魏源没有?但是还没有发现直接证据,但是经世致用这个思潮是从王船山这儿开始的。这个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了这个嘉庆、道光年间的一批知识分子;第二,还影响了曾、左、彭、胡;第三,他影响了维新,谭嗣同、唐才常,戊戌维新这批人;第四,影响了民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批人,包括杨昌济,包括毛主席,对毛主席的影响还是很深。

他对毛主席最大的影响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认识论。其他方面,你说影响有多大,我们还没研究,是吧?我们得学习。所以王船山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是吧?这是非常大的。我这个时间好像到了,是吧? 这个毛主席的话,这个我们过去讲三大实践,但是在这之前呐,我们对这个行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们就讲行,但是这个行始终没说清楚,毛主席把它说清楚了,是吧?那么毛主席把它说清楚,之前有一个人,这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王船山。王船山他继承张载的思想。张载讲呢,这个人获得知识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叫见闻之知,一个叫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再一个德性之知,就是我心里感受到这个东西。那么毛主席就提出了一个感性认识,一个理性认识。而这个思想,大家一看,这个脉络就非常之清楚,是吧?

因为我原来教书教过《实践论》,我一看完王船山这些东西了,非常的亲切,非常熟。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啊,他说实事求是,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他说:“通过实践发现真理,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我们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那么,这就是王船山的他的哲学思想。王船山,以前有没有人说的这么清楚呢?没有。后来我查了,我一个一个地翻了一下,没有,是吧?那么这就是王船山的历史地位。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