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里有哪些经不起推敲的细节？
原标题：古诗里有哪些经不起推敲的细节？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可能不是每个人都看过，但小说中有句话大概每个人都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世上的事情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
其实，细细想来，刘震云这句话本身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毕竟，事情一般都带有主观性，在下判断时全然肯定或者否定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不谈那些或心灵鸡汤或无病呻吟的文案，光是古诗里也有很多这种细节。著名学者吴世昌先生在徜徉古诗文世界时就发现了诸多“问题”。
吴世昌（1908年-1986年），著名汉学家、红学家。“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这是他《七十自述》中的诗句，也是他诗书生涯的真切写照。
唐代“练师”是变相妓女
晚唐有个诗人叫李洞，他一生留下了一百七十余首诗歌，其中有一首叫《赠庞练师》。
“练师”是什么意思呢？练习的老师？其实，此处“练”当通假“炼”字，所以，此练师应该是炼丹的女道士才对。
此诗原文如下：
家住涪江汉语娇，一声歌戛玉楼箫。
睡融春日柔金缕，妆发秋霞战翠翘。
两脸酒醺红杏妒，半胸酥嫩白云饶。
若能携手随仙令，皎皎银河渡鹊桥。
这……标题是说送给一个姓庞的女道士，怎么通篇诗文跟炼丹修道毫无关系，反而还全是香艳之词？
再仔细翻翻唐诗，有一位女诗人叫做鱼玄机，这位女子刚好就是道士。《才调集》一共收集了鱼道士的九首诗歌，而其中八首都是为了她的情人写的。因此，这两相验证可以证明唐代的女道士实际是变相的妓女。
“李洞《赠庞练师》，此练师是女道士，“练”当为“炼”之讹。又《才调集》收女道士鱼玄机诗九首，有八首皆为其情人而作，可证唐代女道士实为变相妓女。”——吴世昌
陶潜家地不 “偏”
两宋之交有位叫王庭珪的诗人，他的《集聚东村作》中腹联下句是这样的，“花多晚发地应偏”，有人就以为诗人在猜测应该是地方边远气候不对才导致花开得晚。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陶渊明有一首耳熟能详的《饮酒·其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处的地偏和上面一样，应作何解？
其实，“地偏”不是说“边远”，而是说在山阴屋角的房屋角落。在这样的阴凉处阳光照不进来，所以花们才开得晚。
如果将此理解为“边远”，那读诗的人是怎么得知诗人所言的东村就一定是“边远地区”呢？而且，陶渊明其他诗中又说了“始室丧其偏”，这难道还能指“边远地区”的老婆吗？所以，陶渊明家地偏不是真的偏。
“陶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地偏”非谓“边远”，乃在山阴屋角，阳光不足，故花发迟。谓“边远”，何以知东村乃“边远地区”？陶诗又云“始室丧其偏”，岂指“边远地区”的老婆？”——吴世昌
“相看两不厌”不是重点
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一诗中的三四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实是歇后语，也叫反语。李白想要说的是这世上的平凡俗人，无论是谁，只要相对而立就是生厌。而前句所谓的“飞鸟”“闲云”是无用之词，哪个地方没有鸟，哪个山少了云呢？所以这都不是重点。
“李白敬亭山诗，三四句乃作歇后语（反语），正谓世上俗客，相对即“厌”也。“飞鸟”“闲云”皆是废话，何处无鸟，何山无云，而必欲对敬亭山始见之乎？”——吴世昌
诗歌里也“搞黄色”
有些诗歌看起来平平无奇，好像只是简单的意象的堆砌，但是如果仔细品就会发现别有“心机”。《近代西曲歌》“阳叛儿”里说，“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郎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不止是简简单单的起兴和比喻，还有着郎情妾意的私语，那就是柳比喻腰肢，“烧”谐音“骚”，如果不是心有灵犀，还真不一定能读到这一层。
《近代西曲歌》“阳叛儿”云：“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郎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杨柳藏乌，博炉烧香。柳喻腰肢，“烧”声谐“骚”，二联均极昵亵，然蕴藉不露。——吴世昌
著名诗人也不完美
即便是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诗人，他们的诗歌也不是都值得称赞，而一般人则分辨不出来，其实他们的优点中往往也蕴含着缺点，例如以文为诗的韩愈，他的诗歌就不如散文，许多句子读起来俨然就是病句，如《记梦》里的“神官见我开颜笑，前对一人壮非少。”“开颜”即“笑”，“壮”即“非少”，有强行凑字数嫌疑。
韩诗不如散文，语义重复，即在文中亦为劣作。如《记梦》诗：“神官见我开颜笑，前对一人壮非少。”“开颜”即“笑”，“壮”即“非少”，此类句如儿童窗课，令人喷饭。——吴世昌
守岁诗里的三个奇怪的点
南朝有一个徐君蒨写了首《共内人夜坐守岁》。
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待晓光催。
这首诗本身读起来年味十足，但是有些地方却不得不让人质疑。守岁吃粽子，此为第一奇；粽子里有杨梅，此为第二奇；杨梅在南北朝还能留到冬天，此为第三奇。
“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云：“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守岁食粽，一奇；粽里有杨梅，二奇；杨梅可藏至冬天，三奇。”——吴世昌
建安风气始于女子诗学
从《诗经》到清词，男子总是在诗词中主要地位，只偶有女子如李清照之辈能并驾齐驱，然而，历史可能并不是这样的。
南朝编撰的诗集《玉台新咏》基本全部都是五言诗，同时它们的立意高度相似，皆为艳诗，所以诗集里的每一首几乎都与女子相关，就算那些是咏物的也都会将其拟作女子或者叙述有关女子的行动。
记录远征的男儿闲思暇想的，咏叹歌舞之精妙的诗歌中牵涉女子之处也最多。其后男子模仿古诗古意之作，都是以女子的角度来表达，都是代怨女立言，这就证明了六朝诗人都知道五古诗当中的无名者都是出自女子。
说到女子之诗作，蔡文姬的《悲愤诗》当是女子作品中尤为突出者，此外，《汉书·尹赏传》收录的民歌都是身为母亲或妻子的作品。《玉台新咏》的编撰者在序文中盛赞才女也证明他认为此诗集所收录的五古诗乃是女子的特长。
此后曹操父子之乐府也经常模仿女子的怨词，而建安风气由此而开。了解了历史的来龙去脉后，我们可以说女子文学对中国文学居功至伟，这些贡献不应被埋没。
“男子代作，其古意拟古之作，皆代怨女立言，则尤可证六代诗人皆知五古诗之无名者皆女子所作。而卷首以“上山采蘼芜”压卷，尤征孝穆之卓识。蔡女《悲愤》，女子作品之尤著者。《汉书·尹赏传》所录民歌，亦为母妻之作品。孝穆序文盛赞才女，则彼心中固知五古为女子特长。曹氏乐府，多仿民女怨词，遂开建安风气，则女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贡献，厥功甚伟，今知者绝鲜。”——吴世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