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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5月22日 11:38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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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总序将来在正式出版的时候,会有一个答读者问,我会把数据提供在后面。因为在行文中夹杂数据,阅读起来是有障碍的,宁可用注释或者答读者问的方式来解决。

潇湘晨报:直觉、逻辑、证据三种论证方法,哪个会有所偏重?

易中天:三位一体。没有偏重,也不需要有所偏重。

潇湘晨报:如果遇到与你观点相左的学者,你不会在书中与他们对话吗?

易中天:我为什么一定要对话呢?

潇湘晨报:可以提供多样视角与思维。易中天:这与这本书的体例不一致,它不是对话体。将来如果要做对话体,那就另当别论了。

潇湘晨报:《国家》一书中,谈西方的民主制、联邦制比较多,但对中国本身的国家形态着墨较少。

易中天:在第三卷《奠基者》中就可看到。潇湘晨报:你在讨论中国的国家形态时,有没有价值偏向?会不会拿民主制、联邦制等西方政治学概念来讨论中国的国家形态问题?

易中天:不会。如果有价值偏向,那就是人类共同价值。我会实事求是地讨论中国国家形态这一问题,推进共识,比方说现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有民主、就有宪政,那不符合事实嘛。我不能像他们这样拿西方的概念来套。

关于学界

我就一走路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打的

潇湘晨报:我知道你在此之前出版的多是断代史以及偏文艺类的体裁,不很连贯,这次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系统著作?

易中天:65岁以前,生活阅历和知识积累不够;75岁以后,身体又不行。所以这个节点是最合适的,阅历丰富,又年富力强。我虽然年龄已经66岁,但是心脏只有46岁,心灵20多岁。

潇湘晨报:在学术界与大众之间,你觉得应不应该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学者,用深入浅出的笔调,向民众普及学术常识,提升民众的人文素养?

易中天:这个我就不发表意见了。因为我觉得实际上这种写法与这种道路,是每个人的选择,这倒真没有权利对他们的选择说三道四。

潇湘晨报:他们是否有这个责任去传播?易中天:我不认为他们有责任,我也没责任,谁都没责任。比方说一个大学教授,他带着学生上课,完成工作量就OK了。一个考古队员,他把东西挖出来也就OK了,没什么额外责任。我的这个做法纯粹是个人兴趣,我的个人兴趣和出版人的兴趣碰巧一致了,所以就是这样。

潇湘晨报:你说你不在乎学术界的评价,那么学术界的什么东西值得你去在乎?

易中天:对,学术界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在乎。我从来不申请国家级课题,我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奖,就是在我当副教授的时候申请了一次,我拿了一个大奖后,当

上教授了,就再也不申请了。这是我的生活价值取向,我为什么要在乎呢?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我走路的时候在乎别人打的吗?不在乎。也不在乎人家坐豪车,我就一走路的嘛。

潇湘晨报:写完《易中天中华史》,就是8年之后了,那时你74岁,从65岁写到74岁,这一过程挺漫长的,那时你的心境和写作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

易中天:不经历过怎么知道?要到74岁才知道。不过到那时候身体恐怕会是个问题,可能要注意身体。我知道我的寿限:96岁。到时候坐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冬天的时候一定不坐飞机往北方飞,可能会有这样的保障措施。

关于湖南

36卷中华史,体现了湖南人的霸蛮和灵泛

潇湘晨报:谈谈你的家乡湖南吧。

易中天:湖南人对历史的影响,最早应该从清末民初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算起,这是第一波。第二波是谭嗣同,以及稍后的黄兴、蔡锷。第三波就是毛泽东、刘少奇、贺龙、彭德怀,一直到胡耀邦、朱镕基,影响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文化方面也有,比如齐白石、欧阳予倩、黄永玉、李泽厚等等。政治、文化这两方面都牛逼。

潇湘晨报:你这部中华史,会不会对湖湘文化有什么特殊的处理?

易中天:不会设专章来谈。当然也不一定,因为它是近现代的东西,那是五六年之后的事情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会不会有。

潇湘晨报:你的专门著作中,似乎还没有关于湖南的,为什么?

易中天:确实没有。原因很简单,我说好话,人家说你王婆卖瓜;我说坏话,得罪父老乡亲。我最好的办法是不说。你也可以说我狡猾。

潇湘晨报:谈谈你眼中的湖湘文化?

易中天:湖湘文化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霸蛮精神。你想易中天以一人之力,用5到8年时间写36卷中华史,所有人都说干不成,就他说干得成,这就是霸蛮。

但同时霸蛮也得有个互补结构,就叫“灵泛”。一种文化,如果没有互补结构,它难以可持续发展。它的精神不可能是单一的。比如中华文化精神,就是忧患意识和乐感意识互补。一方面,我们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乐感”意识,就是再苦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湖南精神就是霸蛮和灵泛。虽然我很霸蛮,但实际上很灵泛。湖南的父老乡亲可以看看这部书,很灵泛的!说起来吓死人,虽有36卷,但我每卷只写6万字,写不了的地方我是不写的。36卷中华史,就能体现湖南精神:霸蛮与灵泛。

 
[责任编辑:顾书绮] 标签:出来的样子 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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