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成立“私人基金会”
最有意思的是“公益大腕”邓飞的发展路径。邓飞的突然袭击，完全是“超越规则”或者说“放弃规则”的结果，而发展至今的被称之为“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和“中国生态安全”诸多项目，都迅速地转向规则的制订和约束。
这世界有一批人，喜欢制订规则。以为有了规则，一切的事情都好操办。在这批规则爱好者眼中，所有不遵守规则的人，都应当通通拉出去枪毙，或者，至少拉出去鞭打示众;最不济，也要尽情地以“大量票据不合格”之类的名义，好好地羞辱一通。
但世界上所有的创新，都是在违反规则、藐视规则的尖锥下得以突破的。于是，社会就出现着一些奇怪的较劲，一边我们在使劲呼吁社会创新，相信社会不创新，人类就可以整体去死;同时我们又不停地制订规则，以束缚创新、压抑创新、打击创新、迫害创新。
我们不能无理地猜测。以为喜欢制订规则的人是一些内心阴暗的家伙，他们制订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巧妙地控制别人，以通过规则实现自己的专制欲。我们也不能无理地猜测，以为那些动不动搬出规则的人也是在控制别人，以实现自己一点点阴暗的满足，或者给自己的不作为戴上鲜美的合规面纱。
最有意思的是“公益大腕”邓飞的发展路径。邓飞的突然袭击，完全是“超越规则”或者说“放弃规则”的结果，而发展至今的被称之为“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和“中国生态安全”诸多项目，都迅速地转向规则的制订和约束。其结果，当然是保障了其项目的最低社会风险。但同时，总让人觉得这中间有些有意思的冲突仍旧在暗处隐藏。未来会出现什么风险，谁也不知道。
全世界都认为基金会应当透明公开公正。为了保障这一点，给基金会穿戴上了非常多的镣铐，同时相信这些镣铐的存在，会让基金会保持其社会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可保障持续获取社会公众的信任。
有时候，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由于畏惧规则的带来的社会惩戒，好多基金会工作人员放弃了原先的初衷，因为，一做创新之事，必然会引发公众争议;一争议，就有人可能扛受不住社会的压力而身心失常。有时候，由于畏惧规则之祸落在自己的身上，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拼命地想出了“充分利用规则进行风险外化”的行为方式。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本该充满活力的社会创新团体，由于对神圣的规则充满了强大的敬畏，其结果是要么自身的行动力严重衰退，要么是自身的风险担当气魄严重衰退。在这时候，谁与基金会合作，谁就会饱受规则的惩戒之苦，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创新能量在一天天殒落。公募基金会，成了许多创新者的“集体公墓”。
世界发展至今，有一个强大的误会在控制。我们以为世界是由钱构成的。因此，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如果要对公众负责，就必须用钱来把事情说明白。而钱又是生性最多疑的东东。匹配这种思想的后果，相应的，人们就一定要相信，世界是由“怀疑”构成的。“爱飞翔和爱怀疑的是鸟，淹没一切是的金钱”。
而实际上，真正的世界，应当是由两个基本条件构成的，一是由“劳动”构成的，二是由“信任”构成的。“钱”永远无法真实地衡量“劳动”和创意的能量，“信任”必须随时把“怀疑”阻挡在外。一个人丧失了劳动，这个人就成了废品;一个人丧失了信任能力，这个人也同样成了废品。一个基金会如果成天只盯着钱，却不尊重高举着这些钱去做事的人所付出的劳动，那么，这基金会，肯定做得不通透。一个基金会如果成天以怀疑为能事，以为行动者完成一件事，全靠那几块钱才得以实现，却忘记了其愿望、精神、勇气、风土感觉、习俗融合、智慧、辛苦付出的价值，那么，这家基金会必然会得到社会的恶评。
这个世界上的基金会，按照当前的规则和法律的分法，不外乎两种，一种叫公募基金会，一种叫非公募基金会。而其实在社会上，最有活力的，其实都不是这两种，而是形形色色自由而灵动的“私人基金会”。这种“基金会”与“国家规范下的基金会”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几乎基于信任在做事，容易被对方的“劳动之美”所感染。“私人基金会”的实践者非常清楚地知道，其参与资助的支持过程，不是施舍，不是投资，不是购买，更不是放贷。每天在公益领域里涌动得最热烈的，就是这些互相传递的信任、仁慈、爱意与美感。在社会公益的洪流中间，诸多“正规基金会”身影不停地晃动，起伏着其愚蠢、傲慢、笨重、虚伪、臃肿、多病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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