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企业家没有文明的自觉
儒学解决了信任问题
《中国慈善家》：当代企业家对儒学兴趣不大，但是对佛学兴趣很大，这是什么原因?
秋风：1990年代后期，企业家开始大规模地接受佛教，因为那个时候，企业家一般从商已有十几二十年，他们开始有很强烈的生命困惑，佛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佛教本身不能用来经营商业，而儒家可以。在我看来，一个信佛的企业家，可以用佛教来安顿生命，用儒家来管理企业。
儒家的核心就是要养成君子，用现代的词汇描述，君子就是领导者。当然，这个“领导者”的范围很广泛，是各个领域的领导者。企业家要养成为君子，在企业内部塑造一种合作的心态，塑造一种和而不同的秩序。这些观点在儒家的资源库中都是现成的，所以在民国的时候，很多思想现代的企业家，都非常积极地按照儒家的价值去管理企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们喜欢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来经营，强调分享，强调参与，强调对共同体的忠诚，强调一个企业对员工的责任，这都是非常好的理念。
《中国慈善家》：但现在的企业家都在向美国学习。
秋风：现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家都羡慕美国的企业家，先拼命地挣钱，然后拼命地做慈善。但是看看中国古代的商人，还有现代中国的儒商，都是从办企业之初就开始做慈善。
他们办企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公益，为了让职工跟企业共同成长。所以他们绝不会在企业内部搞非常残酷的科学管理，榨取工人的每一滴血汗，回过头来又在社会中非常慷慨地做慈善。从同仁堂到徽商，再到现代的卢作孚，都不是这样经营的商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把企业当成一个文化单位、一个社会单位来经营，在商业上非常成功，因为他们非常好地解决了企业内部的忠诚问题。企业管理是什么问题?无非是解决委托代理的成本，让委托代理既有有效的激励又有约束，而且是低成本的。中国的企业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企业看起来像一个家，但是非常成功。他们从一开始就做慈善，跟社区、社会和国家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以仁爱之心来办企业。
《中国慈善家》：儒学和商业是怎样的逻辑关系?
秋风：儒学和商业之间是一个互汇的关系：儒学发达的地方商业都发达，反过来，当商业比较发达，又可以反哺儒学。这一点，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转移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儒学中心转移，经济中心就转移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儒家在社会上的渗透教化，为商业提供了社会资本。儒家教化了人之后，这些人会成为最好的企业员工和最好的经理人，因为他们都具有一个最基本的美德—诚信。在古代，假如一个商人开设的总店在泰安，分店则是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可能中间几年都没有来往，靠什么维持信任?就是靠社会中强有力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就是儒家。
《中国慈善家》：制度是否可以达到这样的信任?
秋风：当然达不到。包括企业家群体在内，现在都有一种制度迷信，以为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企业就会一下子好了，结果通常是科学管理制度导致了企业的混乱。企业其实是一个熟人群体，或者说，一定要把它经营成一个熟人群体，你不能把所有的员工都假设成陌生人，基于这种不信任的假设来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那他一定不会信任你。如果一个组织没有最基本的信任，根本不可能运转下去。所以，企业家形成了一系列对现代文明的误解，当然，知识分子也要承担主要责任。
我当然知道制度很重要，但是制度能够运作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有基本的信任，如果没有基本信任，他为什么要遵守制度?制度有惩罚的机制，但躲避起来太容易了，就是中国人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制度不可能完美到没有空子可钻，只要有空子，人和人之间又缺乏基本的信任，人就一定会钻空子。古代中国的企业家，还有现代中国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平实的看法，就是靠仁义礼智信经营企业。古人说得非常清楚，制度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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