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参与设计三套人民币
甘当无名氏
参与设计三套人民币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高兴事。比如齐白石画的虾，徐悲鸿画的马，傅抱石、关山月画的《江山如此多娇》……而周令钊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亿万人民的观赏和珍藏，而且人人离不开它，这就是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是战争的产物，基本上是美元和法币风格，先有晋察冀边区印刷的票版，后来又有北平、上海两个印钞厂的不同票版，印制粗糙，而且大多数没有水印。
1950年，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提出要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罗工柳便找周令钊作搭档，说有重要任务，既光荣又保密，且保密级别非常高，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严格的保密要求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当时伪造钞票很厉害，所以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二是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是涉及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设计工作由罗工柳负总责，周令钊为总体设计。
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是反映革命历史。周令钊认为，新的人民币设计要突出民族特色。为此他多次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画了许多速写，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他在人民币上用了一种唐代出现的“唐草”，用了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的面额数字围起来……这样一来，每种币样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周令钊把壹分到拾元、佰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地画出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
人民币设计过程非常保密。一个画家在平常的设计中，如果设计得不好就往字纸篓里一丢作废，但设计钞票可不行。周令钊回忆：接到任务后，就住进了北京印钞厂，设计中的废弃物，哪怕是一个小的纸角，都要交到保卫部门进行登记。在设计过程中不能有一张废纸，所以打草稿时要尽量在一张纸上多画点，画足它。
对新钞票的设计，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审查得非常细致。他提出：拾元券上农妇的形象太苍老了，要改得健康一些。另外，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妥当。根据总理的要求，周令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币面图案。
那个年代我国印钞技术比较落后，更困难的是缺乏特殊的印制币纸，于是由苏联帮助印叁元票。苏联财政部长非常赞赏叁元票的设计，说一看就是中国的。叁元票在苏联印了一些，也在中国流通过一段时间。由于苏联拒绝把钞票原版交还中国，而且苏联的印制风格与我国其他币不一样，也不成套，后来取消了叁元票。
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绘制和印刷第三套人民币。最初由罗工柳、周令钊两人负责。由于人手太少，经领导批准，1958年，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了设计小组。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绘制主景图像和背景。第三套人民币设计主题为发展经济。为了画好风景和人物，需要突破“方寸之间见生产”的难题。
侯一民不愧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当红画家，他深入工农业生产一线，进行大量写生，创作出伍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堪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陈若菊虽擅长画图案，可当时不让画花花草草，只好画些麦穗、稻谷、向日葵之类的，以表现积极向上的含义。
第四套人民币于1978年开始设计。“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大量的货币需求。这套人民币设计工作仍由罗工柳领导，周令钊、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好的设计源于好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的整体设计思路是：避开前三套人民币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周令钊和同事们反复讨论，觉得这个任务太难完成了，“四个现代化”很概念化，而人民币设计是形象的东西，假若画火箭，即使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临摹得再逼真，等画完了审查通过了再印出来也过时了。
正在大家犯愁时，罗工柳建议，可以搞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图案，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几个人热烈讨论后一致认为：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取得共识后，他们就开始做方案，这个方案得到钞票印制局的支持。全国56个民族，不能都上钞票，而且防伪问题也提上重要日程。经提请国家民委帮助，最终确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上钞票。人数也是从多到少。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艺术家们最花心思。为了设计各种民族形象和装饰纹样，周令钊和陈若菊到西南地区考察三年之久，行程上万里，足迹踏遍滇、川、黔、桂等省少数民族聚集区。陈若菊回京后短短数月即完成人民币图案设计。中国人历来喜欢而且讲究传统的吉祥图案，她就在不同币值上，根据民族人物选择不同的装饰图案，比如壹元背景图案是喜鹊登梅，贰元背景图案是竹林绶带，伍元背景图案是松鹤同春，拾元背景图案是凤穿牡丹。另外还根据需要配荷花、兰花，以及抽象美丽的宝相花等。
至于说到人民币面额设计，起初，周令钊等人设计的是壹元、贰元、伍元、拾元、伍拾元。未曾料到刚设计完，突然接到临时通知要设计壹佰元币。而票额上的人物已用到“极数”，再往上画什么？周令钊和同事们冥思苦想了许久，还是找不到突破口。时逢国庆30周年刚过，他想起一字长蛇样的游行队伍簇拥着四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浮雕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他提出在佰元币上画四位领袖头像，按照中央领导以往的思路，过世的领袖人物是可以上钞票的。
罗工柳将此建议提交中央，这一建议最后获得中央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第四套人民币设计主题突出，民族特色浓郁，绘制印制精美，极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
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虽然做了三回“无名英雄”，但是看到自己设计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周令钊心里美滋滋的。
情系山水秀
用勤奋谱写生命之美
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地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然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
周令钊是湖南平江人，受做图画教员的母亲影响，他从小就爱好美术。山清水秀的故乡时常令他陶醉其中，汨罗江上的帆船、山上的古塔都是他“涂鸦”的对象。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14岁时曾为长沙国货公司画大型户外广告，后到上海学习照相、制版等实用美术技术。
抗战期间，他参加了抗敌画会、演剧队，画抗日宣传画和设计布景。1938年，他为田汉在长沙创办的《抗战日报》副刊《抗战儿童》工作，郭沫若为《抗战儿童》题写刊头，丰子恺为儿童作画，周令钊为“儿童剧团”设计团徽。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教美术。1948年，周令钊进入北平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解放后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于实用美术系。
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地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然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如果从14岁画广告算起，其美术生涯已80年。他画山水、风景和人物，有油画、水彩画、国画、壁画等。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方寸之间绘风云。他的画大多具有明快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独树一帜，很有艺术特色，洋溢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其精品力作有：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插图画《王贵与李香香》，山水画《漓江书童》，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国画《阳朔古城漓江春》，由桂林美术馆收藏。他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多种文学作品设计封面和插图，为国内著名古迹胜地创作了一批壁画，如黄鹤楼的彩陶壁画《白云黄鹤》，常德的大型壁画《沅江》、《澧水》，南浔的壁画《南浔水乡》。在北京地铁六号线朝阳门站的《凤舞朝阳》和《京东粮道》两幅壁画，吸引着匆匆过往的人们驻足。
许多人惊异于他的创作之美和精力旺盛，说“没看见你画，你什么时候画的呢。”夫人陈若菊一句话揭开了谜底：他总说设计是工作，画画是爱好。一直以来，他坚持笔不离手，即使境遇不淑，也从未停止画过。
晚年的周令钊甚至多了些童趣。洒满晨光的阳台上怒放着数株叫不上名字的花儿，那是他外出采风带回种子的生命延续；青花盆里可爱的小乌龟戏耍得四脚朝天，惹得大家都笑起来；窗台上的石头熊猫憨态可掬，那是他在新疆一座火山遗址捡到的圆石头，回京后将其一剖为二，错位摆放，就成了活生生的小动物啦。
周令钊一生涉猎了难以数计的或重要或平凡的艺术设计，追求至善至美。人民的需要是他无休止探求的动力，不停地劳作是他终生的快乐。为美而生，为美而画，周令钊本身就是彰显中华之美的一幅生命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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