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曾国藩何以久热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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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逄春阶 陈巨慧 实习生 朱紫瑛

 

　　66岁的唐浩明被誉为曾国藩的“隔代知己”,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曾国藩》蜚声海内外。谈起曾国藩,唐浩明快言快语,如数家珍。

 

　　从一个假设谈起

 

　　记者(以下简称记):曾国藩和马克思处于同时代,曾国藩1811年生,1872年去世,马克思1818年生,1883年去世,一个61岁一个65岁。你能设想一下,如果他俩相见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唐浩明(以下简称唐):哈哈,这完全是假设。曾国藩是体制之内的,马克思是体制之外的,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的东西,都对人类、对社会负责任,都有一种很伟大的道义精神。曾国藩很年轻就进入体制内,37虚岁时他已经做到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正省级干部,放到今天也很少见。何况中国过去的封建社会论资排辈,要求更严格一些。

 

　　记:体制内更内敛一些,体制外更反叛一些,马克思要推翻旧世界,曾国藩要维护旧世界。

 

　　唐:曾国藩是卫道,是信,他不怀疑,朝廷他不怀疑,孔孟之道他不怀疑。假设曾国藩在体制外的话,说不定他也对朝廷怀疑了。有可能就成洪秀全了。马克思则相反。

 

　　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对历史人物比较一下,能打开思路。

 

　　唐:他们还有更大的一个差别是文化上的差异,一个是东方一个是西方嘛。

 

　　记:对曾国藩的评价,有褒有贬。

 

　　唐:我个人认为,若跳出事功政治的圈子,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曾国藩,可能更准确一些。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培育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尤其是儒家所期盼的“修齐治平”,在曾氏身上得到几于完美的体现。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陶铸人的精神世界、规范人的外在作为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助曾氏,来形象具体地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是灰色的,鲜活的人才具有永恒的魅力。我想,这便是十多年来,在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久热不衰的真正原因。

 

　　本色是文人

 

　　记:好多人认为曾国藩是个军事家。但你在《曾国藩全集集外集》重印序中说:“对曾氏的研究,无论视他为政治家也罢,军事家也罢,都不能忽视他的本色。他的本色是一位词臣、一介文人”。

 

　　唐:他成为一个军事家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咸丰二年7月,曾国藩南下江西赴任乡试主考的半途,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他立即改道回家奔丧,就在这时,太平军冲出广西,取道湖南北上,并连克湘北数城,更进而打下了汉阳。朝廷内外一片惊慌。为协助地方政府维持秩序,咸丰帝决定,采取嘉庆年间大办团练的办法,任命在原籍守制的曾国藩为第一个团练大臣。但他上报朝廷要为母守灵。到12月中旬,当得知武昌被太平军占领,他才不得不出山。这个时候曾国藩的临危受命,既有他接受朝廷命令的职责所在,也有保卫父老乡亲的责任感,更有承担天下重任的使命感。

 

　　记:后人称曾氏有过“一生三变”的经历。

 

　　唐:曾国藩的贴心朋友欧阳兆熊,在曾国藩去世不久就说过一段话,说曾氏一生有三变,第一,是从辞赋之学转变为程朱之学,也就是说曾国藩早年从一个一般文人转化为一个儒家的信徒。第二,在湖南,曾国藩从程朱之学转变为申韩之学,也就是从文职的官员转变为法家的军事统帅。第三,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守父丧的时候梳理自己的经历,明白了许多的道理,由申韩之学转变为道家信徒。

 

　　记:这个概括基本勾勒出了曾国藩的一生。

 

　　唐:中国的传统的学问涵盖诸子百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儒家、法家和道家。儒家以仁养心,以礼治国,以中庸为原则,它之所以能成为主流学术它是有道理的。法家以利为趋势,以法治国,以严酷为手段,它的优势就在于短期内最易于快速成事。道家以自在为目的,以无为治国,以顺应自然为方式,它的优势在于一个“无”字上,最易于养心。

 

　　曾氏青年立用世之志(宗儒),中年不惧恶名办团练(宗法),暮年游心于老庄(宗道),所走过的这条道路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它之所以广受后人的关注,正是因为具有普遍性的启迪价值。但我们细细剖析曾国藩一生的学理操持,仍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学说才是他立身的根本,法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不过是为其所用而已。临终的前一年,他为两个儿子写下了一段近于遗嘱的文字。这段文字,既是对儿子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苦苦追求的精神价值之所在。他所提出的四点是:一曰慎独,二曰主敬,三曰求仁,四曰习劳,其理论依据完全来自儒家典籍。

 

　　“世间尤物,不敢妄取”

 

　　记:曾国藩很重要的人生态度,就是求缺而不求全。常以盈满为戒,还将书房取名为“求阙斋”。

 

　　唐:阙者,缺也,空也。这就是他早年修身的结果。早年修身给他带来最大的好处,是养成了一个自律克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儒家强调“修齐治平”,他就很严格地按照这个理念来做。他修身就是要把自己身上的毛病去掉,要做一个全新的人。曾国藩后改号“涤生”,在日记上写道:“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记:看他的家书,看他的日记,他的修身都是从点滴做起。

 

　　唐: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教给曾国藩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就是认真对待瞬间念头,将细微小事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研几,说白了,就是自己整治自己,以求净化。比如,曾国藩很喜欢书画,他在做两江总督的时候住在安徽祁门县,祁门县的县令送给他一本王羲之书法,唐朝时候的刻本,他非常喜欢,说:“我年过五十,能看到这样的东西是我的福气。”但他看了以后却推掉了,他说:“世间尤物,不敢妄取。”这里的“尤物”指的就是王羲之的字。人世间太好的东西,不能随便据为己有。许多人经不起尤物的诱惑,比如财富、权力、美色等等,那么当这些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取还是不取呢?也可能心里还是很想,但是你克制住了。曾国藩当时要求自己想都不要去想,“狠斗私字一闪念”,这个要完全做到很难,但是至少在表现、选择方式上能采取一种克己的方式。

 

　　夜少出门

 

　　记:曾国藩修身,对自己是很苛刻的。比如他曾经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课程”。

 

　　唐: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 为了保证有规律的生活,曾国藩要求自己夜不出门。夜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记:现代社会很难做到。

 

　　唐:是啊,但像我这样搞研究的人能做到。我平时基本不出门,一个月里晚上出门最多两次。以我对中国社会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个人希望大家做到夜少出门。

 

　　夜晚出门确实不是一件好事,第一个它消耗时间,已经工作一天了,晚上在灯红酒绿中耗费精力,不值得；第二个是伤身体,古人讲日落而息,你日落了不但没有息还要拼命地喝酒,要拼命地说话,说话多了、喝酒都伤身体；第三个,你丢失了你的家庭责任,你不仅是社会的人,很重要的也是家庭的人,上有老下有小,白天工作晚上还彻夜不归,你没有尽到家庭的责任。第四个,夜色朦胧的,醉眼朦胧,容易迷失心性,一不小心,就会做出丧失原则的事情。为官没有守住你的底线,为人没有坚守你的操守,得不偿失。所以我经常给我的政界的朋友和商界的朋友说,要学习曾国藩的“夜不出门”。这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

 

　　记:他有副对联可以形象说明夜不出门的好处:“倚枕旧游来眼底,掩书余味在胸中”。

 

　　“儒缓”气质

 

　　记:儒家文化对曾国藩也是有局限的。

 

　　唐:曾国藩身上的弱点所折射的正是这种传统文化经典的局限。比如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曾国藩曾写到:“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儒缓”气质,就是缓慢。大袖宽袍是儒生的特点,所以行动就缓慢。儒家学说如果浸润很深的话就表现为思维缓慢或者是行动缓慢。曾国藩自己也承认,说自己不适合打仗,当不好一个带兵的统帅,但有意思的是,他竟然当得很好。看来,局限也是相对的。

 

　　记:比如他反复告诫儿子,走路宜重,说话宜迟。这实际就是强调的“儒缓”。

 

　　唐:什么东西都要持重,办大事要持重。这都是儒家的观念。我们中国人实际上受这个影响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