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减负逻辑误区
近日，教育部针对其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下称《规定》)正式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规定》要求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可布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业，组织参加力所能及的手工劳动、农业劳动；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统一考试，真正把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下来。
《规定》再次引发社会舆论对减负话题的关注。发布减负令可以表明教育部门对于减负的态度，也可视为对公众关切的学生负担问题的回应，但这不是真正解决学生负担沉重问题的途径。真正让学生的负担减下来，必须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缓解择校热，同时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但不管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还是改革中高考制度，都将向现有的既得利益和权力格局开刀。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关键在两方面，一是增加义务教育投入，二是转变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做到这两点，核心是改革教育投入和拨款体系，由政府主导教育拨款，变为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决策、监督政府拨款，如果有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预算，那么，公众就会在制定预算时，综合考虑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避免把资源集中在少数优质学校，这就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扫除了障碍。
改革中高考制度，按照国家教改规划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打破一考定终身，推进考试和招生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这要求政府教育部门实施一系列放权，把考试组织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机构，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把选择权交给受教育者。
也就是说，如果真要让学生负担减轻下来，功夫在“减负”之外，取决于政府是否放权推进教育管理改革和中高考制度改革。由于没有实质的放权行动，在现有教育管理体系和升学考试制度框架的所有减负措施，再怎么严厉，其实都是“纸老虎”。
令人遗憾的是，在减负这一问题上，我们一直很难看到政府教育部门在主动推进以放权为核心的改革，反而发现，教育部门在借发布减负令这一事儿，进一步增加行政权力。
在已有教育法律——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不断发通知、规定治理学校管理、办学的做法，本就是行政治校思维，而非依法治校。我国教育行政化严重，一个具体的表现是，政府部门的通知、文件太多。
而减负令在规定学校、教师不得怎么做的时候，也为政府部门创造新的权力寻租机会——可借检查减负令的执行情况，对学校、教师提出新的行政性要求，于是，学生的负担没减轻，学校和教师的负担却进一步加重。这是我国近年来教育问题治理的共同走向——社会对某一教育问题十分不满，舆论呼吁政府高度重视，政府“顺应”呼声出台规定，行政部门的权力进一步增加，教育行政化问题加剧，原来的教育问题更为严重。
几十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发布的减负令已经上百条，可学生负担越治理越重，就是这一走向的具体体现。要治理教育问题，必须摆脱行政治理逻辑，警惕政府部门在治理教育问题时动辄发文件、规定的做法，而要督促政府部门依法、依改革纲要精神放权。只有政府回归本位，不越权干涉学校，给学校办学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放权给学校自主办学，教育才能回归本位，学生的负担不需要减负令也自然会轻下来。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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