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
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的文教政策和神童举的设置，极大地刺激了宋人教育子女的热情，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最终创造出宋代社会“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盛象。
一、“农工商各教子读书”
与门阀士族制度被打破相适应，宋代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一方面，失去了世袭制庇护的世俗地主阶级寄希望于通过其子弟接受教育来防止家道沦落；另一方面，“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所渲染的美好前景，激励着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客户”、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通过接受教育，达到改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的目的。一时间，读书人人有份，成为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观念。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如北宋“世为农家，九岁能文”的王偁和“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的巢谷等。即使地位比较低下的“负担之夫”，尽管只能“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勉强维持温饱，但为了“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也会节衣缩食“令厥子入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如饶州帽匠吴翁由于“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于是“教子任钧读书”（洪迈：《夷坚志·吴任钧》补卷2,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教子语》），成为社会共识。“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方大琮：《铁庵集》卷33）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二、多管齐下的童蒙教育系统
宋朝开国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两宋君主多较为重视教育，如宋高宗明确提出“人才须素养。……今日若不兴学校，将来安得人才用耶！”（《纲鉴合编》）统治者对教育的大力提倡，促使宋代形成了学校、家庭和社会多管齐下的童蒙教育系统。就学校教育而言，除了有专门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等贵胄性质的学校和由官方设立并管辖的国立、地方小学以外，还有大量的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包括私塾、义学（义塾）、家塾、村塾、冬学在内的各种私学。这使宋代呈现出“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脱脱等：《宋史·选举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的景象。
家庭教育也是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不少家长亲自担任教师，对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如欧阳修“四岁而孤”，母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宋史·欧阳修传》）同时，《温公家训》、《居家杂仪》、《世范》、《居家正本制用篇》以及《放翁家训》等家训类著作也十分注重向家人尤其是儿孙进行读书、处世、择友、从师、勤俭持家等方面的教育。除此之外，“宗约”、“义约”、“家规”等社会教化形式，也是宋代童蒙教育的重要途径。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家居抚州，累世义居的陆九渊陆氏家族，就曾由一位年长者任“家长”，子弟有过，家长聚众“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每日晨起，家长率子弟聚揖于厅，进行伦理教育。这些“宗约”、“义约”和“家规”，主要通过宗法关系将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等思想渗透到蒙童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承担起了对儿童进行社会教化的作用。
三、“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童蒙教育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俸。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据洪迈的《夷坚志》记载，宋代出现过许多屡试不中转而经商、务农都很出色的人物。如鄱阳的黄安道就因“屡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不久就“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而福州的林自诚“尝业儒”，而又“为商贾之事”，并盈利不少。这些实例正是宋代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的真实写照。
四、内容丰富，实用知识与自然科学常识并重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童蒙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公学、内小学和国立、地方小学在内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村塾、冬学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尤其是广泛流行于田夫牧子和市井之人中间的识字教材——杂字，凭借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识字教育与日用生活常识和实用技艺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常用杂字》，引自宋洪、乔桑编《蒙学全书》）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陈淳、王应麟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王应麟在《小学绀珠》自序中，明确指出：“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自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在王应麟看来：“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见末知本，因略知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生。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历代名医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这些反映出宋代童蒙教育开始重视自然和科技知识教育的趋向。
综上所述，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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