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是选择“堕落”维持生存，还是坚守底线被淘汰出局？
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
10月4日，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杨飞的一条近万言长微博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微博针对目前高校教师考核以论文和科研项目论英雄的问题，直指以论文看科研水平是形式化和程序化。而这封信的导火索则是因为杨飞两年没有在公开刊物发表过一篇文章，结果被湖南大学通知必须转岗到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广州日报10月10日)
对于杨飞因没有完成论文指标而被要求转岗，网上的意见不一，有的力挺杨飞的做法，即不违背良心去迎合学校的行政指标；有的则反对杨飞，称其作为学校一员，就得遵守学校的规矩，而学校定的指标并不是特别高——— 讲师只需要在任何级别的公开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继续上岗，这个要求都达不到，也就不能指责学校了。
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在我国高校里，其实有很多类似杨飞这样的教师，对学校的考核体系并不满，只是他们没有走出杨飞这一步，而是按照学校的指标体系，去想办法撰写、托关系、交版面费发表论文，以应付这一指标，然后继续上岗。这种现象被很多人斥为“堕落”。那么，现实的问题是，教师是选择“堕落”以维持生存，还是坚守自己的底线被淘汰出局？2010年，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曾在在线版头条刊文《中国科研，发表还是灭亡》，这是给所有中国科研管理者提出的问题。所以，这不是杨飞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大学、学术研究走向的大问题。
反对杨飞者，是赞成前一种选择的。但这一选择也就意味着，没有人敢向评价体系叫板，就是评价体系不合理，也只有向这一不合理的评价体系低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是这种选择，不合理的评价体系怎样打破呢？———如果大家其实都认为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不合理的话。
湖南大学有关负责人称学校的考核指标还是比较人性化的，且称教师不发表论文怎能体现科研能力，这其实都有问题。首先，学校的考核指标体系，是谁制定的，是学校行政还是全校教师(教授委员会)？其次，谁来对教师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进行评价？难道学校评价教师的科研能力，就一定要看发表论文？哪怕是毫无价值的垃圾论文？———事实上，湖南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在说在公开刊物发表一篇论文的要求不高时，也暗含着论文质量不高之意，既然明知论文价值不大，为何还要玩这种指标呢？
以发表论文(数量以及发表期刊档次)作为对教师的科研能力评价，是一种错位的评价，这是由于学校内部正常的教育和学术管理缺位，而导致把学术评价变为期刊论文评价，引导大家把做科研，弄成炮制论文，由此催生大学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在国外大学，学校也关注教师的科研能力，但并不会简单地以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期刊来评价一名教师的学术贡献，而是会通过学术委员会，评价一名教师的工作状态，甚至阅读其尚未发表的论文，来评价其所进行的研究。假如国外大学也采取像我国这样的评价体系，包括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就会被赶出教学和科研岗位了———有的诺奖获得者10年之内才发表一两篇论文，还有的大学者10年中没有任何学术成果，而是10年磨一剑潜心做研究，比如攻克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在9年之内没有任何科研成果问世，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席没有被取消。
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大学，是不会制定粗陋的论文指标，来要挟教师就范的———用论文来考核教师的科研能力，是连一个小学生都会做出的评价，只要比较谁的论文多、期刊档次高即可，这哪是有含金量的学术评价呢？而应该建立健全的学术评价体系，给每个学者自由发展的空间。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对学者进行考核，但考核的指标应该由教授委员会决定，而实施考核也不应由行政部门采取计件制方式验收———这只会把教师逼迫成“民工”，丧失学术追求和理想，而且也影响学术独立，在以论文评价科研能力的体系中，只要某个学者的论文得不到发表，不就可以扼杀其学术活动吗？这样的方式于教师和学校的发展并不利，只不过便于行政管理、考核教师，以及通过论文数据展示所谓的办学政绩罢了。
杨飞作为一个个体，其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他的行为，却值得所有大学办学者反思。这也关系到大学的命运，是在粗陋的论文指标考核中收获大量垃圾论文，还是让学校回归教育和学术，让教师能安心地做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有的教师个体已经做出选择，那么大学呢？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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