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集体出走文工团 凤凰传奇：耽误挣钱
凤凰传奇(资料图)
为谁服务？
唐彬彬曾经是全军年龄最小的文艺兵，7岁时即表演“小和尚钻筒”代表战士杂技团获得世界金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当时年纪小，但在蚊虫、蝙蝠乱飞的舞台上表演，在偏远的海岛听到掌声响起，“很庄严，也很过瘾”。
演员张译最深刻的从业记忆也是在一线部队。“哨所的战士怎么样都不笑，也不鼓掌，只在文工团离开时，久久地立正敬礼。”时隔十五年之后，他仍能仔细地回忆起在内蒙古演出时，那个边防小哨所仅有的两个人和一条狗。
2013年夏天，在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之后，关于解放军文工团的存废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部队不需要文艺团体？——这纯粹是放屁。”张译认为文工团不可能取消，“我的老师，现在还在战友文工团，当时不到20岁就签了生死状去了老山前线。还有战争中牺牲的文艺人员，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在一位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彭丽媛、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那时的歌唱家都是‘为国家而唱歌’。”
广州军区空军某场站的士兵表示，大部分服役时间相当枯燥，“不过文工团来了，还是很热闹的，大家都想去和文艺兵亲近”。
这些对文艺需求最大的地方，在新时期也一度被文工团忽视。多年前，陈先义曾采访过一个从红旗拉普哨口下来的一个班长，“这个士兵说，他从上了哨位到退伍几年都没有下过山。下了山以后，他首先看到一棵绿树，就抱着树痛哭，因为在5000米的雪山上是看不到绿色的。守卫边疆的战士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一个小型的演出队到这个地方为士兵演出，也是非常鼓舞人的。”
中国文艺市场一步步发展成熟，让文工团从未如此与市场接近。
2013年11月30日晚，上海已经接近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奔驰中心，“韩红”、“爱心”的冷光字样与热情的人群在黑暗中隐隐攒动。韩红的个人演唱会如期上演，热火朝天。
2009年9月，韩红被特招入伍，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级别为专业技术五级，享受正师级待遇。《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在刊出的“空军新添天籁之音”的报道中，韩红被特招入伍一事被赋予的意义是——空政文工团认真落实空军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空军文化建设的意见》，贯彻“培养一批具有国家艺术水准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每个艺术门类要有两名以上全国全军尖子人才”的指导精神，提高“文艺战斗力”。
明星的名气，实际上也都由主流媒体平台带来。春晚正是连接部队与社会的舞台。2011年春晚中，一共32个节目，有文工团人员参与的有15个，占总数的46.9%。此后两年，有文工团演员参与的春晚节目都不少于10个。
商演或社会演出，是大部分部队文工团目前运作情况的一个缩影。
“你得细化，定义清楚哪些商业演出可为，哪些是不可为的。不能因为是商演就不做了。”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清晰的、制度化的操作标准对于目前的文工团来说最为急需。
付林在担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时就提出“大胆迈向社会演出”，“文工团应该创造自己的军队文化的独立品牌，为社会上更多人服务”。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未得到制度支持，如今，现实已经走在了前面。
“我军跟西方国家的军队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工作、文艺演出历来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先义介绍，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罗荣桓、钱壮飞等老革命家都上台当演员，罗瑞卿还编过戏。
最早的文工团设置，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的工农红军宣传队。这支善于传播胜利消息的队伍，彼时就肩负宣传任务，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募兵高峰时期，每天每个宣传队员都能够招募来一名红军新战士。和平时期，文工团则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
“不光是搞文艺，还要搞宣传，军队文工团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方面军。”唐栋也认为，文工团一场演出“甚至比好多辅导员做一年政治工作都管用”。他见过一些士兵，看完演出之后想转业的不愿意走了，还有人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有士兵甚至把首长家栽的花都拔了，献给来表演的文艺兵。
“为兵服务”、“去基层”，在南方周末记者对多位军内专家的访问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工团功能定位的核心。
“上攀艺术高峰，下为基层服务”则是三十年前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就制定的工作指导思想。恰是这样的思路，让文工团无法闭门造车，一定程度把文工团推入市场竞争中。
结果是，公众看到的文工团和普通士兵看到的文工团形象迥然相异；文工团内部，也因为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在事实上已被割裂。是否享受市场资源带来的红利，一条巨大的鸿沟将他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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