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鸽成名之路：曾被批不适合唱歌勒令回老家
梦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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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鸽何时真正动了去北京闯荡的心思，文工团的同事们并不知情。刘家凤告诉本刊记者，一次同事们开玩笑，有同事说梦鸽长得蛮漂亮，就是鼻子塌了一点。没想到小小年纪的梦鸽却叉着腰大声回答，如果她要是鼻子高一点，有朝一日踏平全世界。同事们笑成一片，没人把她崭露的心气儿当回事。她的一位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梦鸽不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很是泼辣活泼，眼睛滴溜溜地转，什么话都敢说。梦鸽当时只在团里跑龙套，演《七仙女送子》里众姐妹的一个，或者小书童之类的小角色。同一批进团的于惠承也好不了多少，她个子太高，没有男演员能和她配上戏；另一个男生也没有多少机会。
梦鸽他们三人进团不久，岳阳歌舞团因为消减编制，有三四个歌唱演员分到了沙市文工团。刘习福告诉本刊记者，这几个歌唱演员唱得很好，而且又有成熟的舞台经验，他们的到来更让这三个孩子在团里没了位置。一般只有小分队下乡演出的时候，梦鸽才能演出对唱或者独唱，大舞台上几乎没有她的机会。
当台柱子遥遥无期，团里也没法安稳混日子。梦鸽等三人以学员身份进团三四年后，按照惯例应该转正为干部身份了，但当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文艺团体不再增加干部编制，只能当合同工，三个人刚好是这轮改革的第一批。刘习福告诉本刊记者，梦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轮到他们三人的时候，身份就变了。全团演员都是干部身份，只有他们是合同工，为此跟团长吵过好几架。干部指标意味着铁饭碗，身份问题谁也不能含糊。刘习福说，团长跟上级单位争取了好多次，可是上面下了死命令，三人转为干部身份的道路堵死了，只能自寻出路。
于是，于承惠在1983年离开沙市文工团去武汉音乐学院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学校的图书馆工作，经过一番蹉跎和进取，重新捡起歌唱事业，考取了武汉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并留校任教，现在是湖北省知名的学院派歌唱家。那个男生命运多舛，转行去了木材公司，去年去世了。梦鸽走得最远，她早就掂量着自己远走高飞的斤两。她的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有一次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国松到沙市演出，小小年纪的梦鸽直奔后台，当面演唱请艺术家指点。吴国松对她印象很好，说她唱得不错，有机会去北京学习，可以找他。
1984年，当兵又退伍的徐建军考入了铁路文工团，找了北京的女朋友，在北京站住了脚。少年时代的师生在沙市重逢。“梦鸽说她从来没有去过北京，让我带她一起去。她妈妈嘱咐我，要安全去安全回。”徐建军说。这时候，陈克芬已经调到了文化宫当主任，作为启蒙老师，她对梦鸽很钟爱，把徒弟也调进了文化宫。梦鸽的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梦鸽当时得了肺支气管上的病，在沙市和荆州都没治好，她就以治病为理由去北京。陈老师同意了她的要求，还给她保留着文化宫的岗位。
徐建军在北京已经有了拜师的经历，很快就打探到了吴国松家的住址。他陪梦鸽到吴国松家上课。“每星期上一两次课，当时吴国松在各地的演出特别多，有时候就委托他爱人教课。可能因为没休息好的缘故，梦鸽的发挥并不好，教了四五节课，吴国松的爱人明确告诉梦鸽，她不适合唱歌，还是回原籍安心工作吧。”徐建军告诉本刊记者，于是，他跟梦鸽坐公交车到了王府井产生了分歧，梦鸽想留在北京报名社会音乐学院继续学习，徐建军认为她年纪太小，自己给她带出来的，万一出事要承担责任，坚持要替她买了车票让她回沙市老家。两人从此再无联系。
执著的梦鸽还是报名了社会音乐学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乐团联合中国歌剧舞剧院和中央民族乐团办起的培训机构，招收在京文艺团体的青年演员、演奏员、音乐教师、文化馆辅导员和一部分待业青年。当年同样在社会音乐学院学习过的学生告诉本刊记者，社会音乐学院的老师都是中央乐团合唱团的精英，跟学院派的老师们比，他们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吸引了许多已经在文艺团体里工作的青年歌唱演员。因为教学有针对性，这个学校在当时很有名气，学费也不便宜，相当于一个青年歌唱演员的全部工资。
17岁的梦鸽学得很苦，她选的是歌剧系，在中国歌剧舞剧院上课，租住在马家堡的农民平房里。她曾在成名后回忆起这段经历：北京冬天为了保暖，用草绳把院子里的自来水包起来，她买了一个水桶，早上上学前，房东用热水把自来水管烫开，她接水，晚上十八九点钟下课，回到房间已经20点多了，她再用这桶水做饭、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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