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蕾：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毕路德国际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创意总监 刘红蕾
1990年，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盖尔哈特·马蒂亚斯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计划在这里开展他新的设计教育生涯。“当时的中国设计界堪称‘荒漠’。”多年以后，他这样总结那个“尴尬”的年代。
已然觉醒的工业和经济已经开始认可设计的价值，但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合格的设计专业师资。从建筑学或其他相关学科毕业的学生以设计师的身份迅速投身经济建设大洪流，一幢幢高楼大厦从一个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孩子”手中拔地而起。
刘红蕾，就是这群“孩子”中的一个。
“当时的社会推着你往前走，你可以把大学里学的知识付诸实践，你设计一个酒店，人家就帮你实现了，这听起来是一件挺吓人的事情。”回忆起刚毕业那几年，刘红蕾时不时会瞪大眼睛。出国以前，她与丈夫合作经营的工作室，项目中标率在90%以上。与巨大成就感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怀疑。她需要去寻找一个标准，一个可以告诉她什么是“好设计”的标准。
1996年，毕业后的第6年，刘红蕾与丈夫一起奔赴加拿大。在那里，连“设计是从哪里开始”这个简单的问题都颠覆了她。与提笔就画的中国设计不同，她的加拿大老师让她去探寻项目场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让她做使用者的系统研究，让她去思考想要赋予作品的内涵。“方法和思路”是刘红蕾异国求知最大的收获。
6年后回国，变化已是翻天覆地。找到标准的刘红蕾享受着飞速商业化社会带来的机遇和可能，也努力适应着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她悲哀地发现，就算至今，也仍然有人如二十年前一样，认为设计就要“画快图”。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中国设计，从中国经济与世界同轨的高速运转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却在高速中进退失据。用马蒂亚斯教授的话来说：“这或许可以归因于被误解的全球化。”
精彩访谈实录：
为出国放弃清华保研
【凤凰家居】：今年去阿姆斯特丹参加世界室内设计大会“中国日”的十名演讲嘉宾中，只有您一名女性。在我的概念中，中国设计界比较出名的女性设计师也不多。
【刘红蕾】：其实，在国外从事室内设计行业的，绝大部分是女性，但在中国却是反过来的。
【凤凰家居】：为什么？
【刘红蕾】：这是环境造成的，中国的室内设计发展最早是从施工开始的，我们做装修施工，所以需要设计师，而女性是不太在装修施工这个行业存在的。还有一个情况是，这个行业的工作强度非常大，中国女性跟西方女性相比身体比较弱一些，很少有人能扛得住这个压力。
现在随着室内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跟建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所以从事室内设计的男性数量总体来说是上升的。
【凤凰家居】：在这种环境下，您能够克服您所说的条件，算是脱颖而出的。
【刘红蕾】：这个跟我自身的性格和特质有关系，我不太像其他女孩子有很多要求，我是很简单只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室内设计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事情，每天都在跟美好的事物打交道。
【凤凰家居】：但您刚毕业的时候并没有做设计师。
【刘红蕾】：对，当时是想来深圳，所以进入了一个国企。
【凤凰家居】：就想来深圳？
【刘红蕾】：对。
【凤凰家居】：为什么？
【刘红蕾】：刚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批大学生都想出国。我当时的想法是去深圳，能够挣钱，然后可以出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所以一定坚持要来深圳，清华的研究生都不读了。
【凤凰家居】：1996年，您如愿去了加拿大，准备的过程延续了6年？
【刘红蕾】：5年。
【凤凰家居】：这个时间拖得比较长了。
【刘红蕾】：当时没有这么多钱可以出去，美国的几个大学录取我，但他们给我的是半奖学金。那时候一年需要花3万美金的学费，所以就想在这边把钱挣够了再去。
被社会推着走是很吓人的事情
【凤凰家居】：当时国内的室内设计还发展得很不成熟？
【刘红蕾】：挺不成熟的，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做室内设计。
【凤凰家居】：是自己的工作室吗？
【刘红蕾】：对。我们的中标率还挺高的，大概90%以上，非常顺利。可能太顺利了，反过来，你会反思你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这个东西是不是最好的，有没有一个评价的标准。但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当时的社会推着你往前走，你可以把你在大学里面学的知识付诸实践，你能设计一个酒店，人家就把你的设计实现了，这听起来是一件挺吓人的事情。
【凤凰家居】：这对您来说应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
【刘红蕾】：是很美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中间要是出了什么错误，你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当时的经验是很有限的，但是你已经开始主持很大的项目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多好的机会！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我很厉害。但是另一方面，这么年轻来做这个事情，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准备和知识来应对？
【凤凰家居】：您开始怀疑自己？
【刘红蕾】：对。
【凤凰家居】：因为这种不确定给您带来了不安全感？
【刘红蕾】：我觉得我需要往更高层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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