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应在自然中延续繁衍
《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中国实施已有24年，在这24年中，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是否已经成熟？在这部法律的指导下，野生动物是否能得到科学合理的保护？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京华时报记者 黄英男
濒危物种都应保护
只提保护野生动物会有局限性，应该另外再出一部新法——《濒危物种法》，这个新法里不只包括动物，还包括植物、菌类等等，只要是濒危的都应该重视起来。
卿建华
原林业部森林植物和野生动物保护司副司长，曾代表林业部参与起草野生动物保护法。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1989年才开始实施，在这之前，野生动物是什么状况？
卿建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没有专门的部门管理野生动物，对打猎没有限制。那时还搞过“小秋收”，指入秋后，农民利用农事空隙采集野生植物和捕获野生动物的生产活动，采集的野生动植物，有的自己吃了用了，有的出口了。
记者：除了经济形势所迫，观念上是不是也没意识到？
卿建华：对，那时的观念是“野生无主，谁猎谁有”，许多野生动物甚至被看成是有害的，《人民日报》还刊文宣传打虎英雄，很多地方推行过“打一只狼奖一只羊”的鼓励手段。有两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1956年，全国共收上来564张虎皮，出口6万只猴子。
记者：政府的观点何时发生转变的？
卿建华：1958年，中国组织了一个林业考察团到前苏联东欧进行考察，发现外国把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起来了，比如，国外也狩猎，但会受到区域、种类、数量、时间的限制。另外，有狩猎证的人才能打猎，要考试才能拿到，持枪要有持枪证等等。
考察团回国后，就给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狩猎业”，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林业部成立了“狩猎事业管理处”。1959年，林业部发出第一个《关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首次明确提出“野生动物资源归国家所有”。1962年，国务院又以287号令的形式发出了《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
记者：政府的态度带来了哪些变化？
卿建华：当时社会认识上不去，虽然林业部有了狩猎事业管理处，但下面省里几乎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真有人狩猎也没人管，一次有人杀东北虎，我去调查，当地很不配合，理由是，活着的东北虎归林业部管，死了你就管不着了。
记者：最终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的原因是什么呢？
卿建华：1973年，联合国出台《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1年，中国加入了这个公约。公约要求，如老虎、大象、犀牛、陆龟、穿山甲等所有可能受到贸易影响而存在灭绝危险的物种，其商业性国际贸易被严格禁止和限制。随后，林业部、中科院等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国内也有一些事件对立法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1974年到1976年，大熊猫也是狩猎对象，很多人家里的垫子就是熊猫皮，我下去一次就找到了138只野生大熊猫的尸体，回来后，写了份报告给国务院。国务院很重视，责成林业部调查并扩大了大熊猫的保护区，取消当地以伐林为主的森林工业局，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步提高。
上世纪80年代，林业部起草了《野生动物管理保护条例》报关国务院，当时一位领导提出“为什么是条例不是法？”大家都知道，条例是管不住很多事情的，于是，“条例”变成“法”报送。大约经过了8年，1989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开始正式实施。
记者：《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20多年了，您觉得放在今天，还有什么不足？
卿建华：应该根据新情况进行一些修订，但只提保护野生动物会有局限性，应该另外再出一部新法——《濒危物种法》，这个新法里不只包括动物，还包括植物、菌类等等，只要是濒危的都应该重视起来，同时要注重管理，通过改变自然环境，让这些物种在自然环境中延续生存下来。
人工饲养不科学
野生动物保护不是人工养起来，利用也不是规模饲养然后杀掉，而是让野生动物在大自然中得到健康的休养生息。
汪松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多年来一直呼吁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修改。
记者：上世纪，中国社会有很长时间对野生动物认识不足，那时科研领域的态度是怎样的？
汪松：遗憾地说，早期专家们也几乎没有正确的认识，那时我们出书，写到野生动物，都是什么可以入药，毛皮如何珍贵，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
记者：《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24年了，您觉得修订的必要性在哪里？
汪松：当年由于国家发展需要，在立法之初，视野生动物为“资源”，强调其经济价值，野生动物在自然界里没有了，就养起来，比如大熊猫。另外，很多养的目的又是侧重于资源利用，比如鹿、猴、熊等。20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观念来理解野生动物，保护野生动物不是养起来，而是让它们回到本来属于它们的环境中去。
这些年，很多动物种群数都在迅速减少，果子狸已经快灭绝了，如果《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不能够及时开展，我们的野生动物会快速走向消亡，我们的生存环境也会遇到危机。
记者：怎么理解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汪松：在德国，每年可以狩猎100万只狍子、60万头野猪，德国的餐馆里可以吃到鹿肉，我们可能觉得杀这么多怎么是保护呢？因为德国的野生动物受到严格管理，什么时间狩猎、可以打什么、打多少、什么时间禁猎，全部清清楚楚，所以，制定出来的狩猎数量恰恰是维护种群平衡的数量，这才是保护。保护不是人工养起来，利用也不是规模饲养然后杀掉，而是让野生动物在大自然中得到健康的休养生息。
记者：提到修法，不得不提《野生动物保护法》里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对于这个名录，是不是也应该调整？
汪松：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目前只提到“野生动物名录及其调整，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但对一级、二级野生动物的标准没有解释，应该明确达到什么标准的可以进入一级二级，这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比如当初我们没有把穿山甲放进一级保护名录，今天穿山甲已经快被吃光了。
记者：今天整个社会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认识如何？
汪松：某位明星曾说，“大熊猫多可爱啊，我们要好好保护，以后我也要养一只。”保护野生动物就是因为它可爱把它当成宠物，这种观点让我很惊讶。
除了公众外，一些地方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方式也有问题，比如地震后，提出环境重建。我不同意重建，人工去建个基地，这是有违自然规律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这块地保护起来，不要介入，让这个环境在不受人工破坏影响下慢慢自我修复。
记者：有人提出通过扑灭野鸟等方法来防止禽流感扩散，您怎么看？
汪松：这完全是不懂科学的想法。要科学地认识病毒，采取科学的方法隔离防护，而不是一听说有疫情，就归咎于动物，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动物斩尽杀绝。
记者：修法的难点在哪儿？
汪松：首先，要明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局限性，通过一个法把野生动物全都管理起来是不可能的，真正保护好野生动物，是整个环境的保护，但要把《野生动物保护法》变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又不太现实，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让这两个法相辅相成。
第二，陆生、水生、海洋等不同领域里的物种归不同的部门管理，修法会涉及众多部委。好处是，不会一言堂，可以相互制衡，不好的是不容易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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