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孩翟珮云：给老龄化中国画幅科学素描
8月11日，家住湖南株洲的93岁老人凌爱，状告8个子女不赡养不给房住。周健摄
当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大二学生翟珮云拖着半人多高的拉杆箱，来到陕西省略阳县一个毫不起眼的村庄时，她其实和其他550位大学生一起，正在为一个1.85亿人的庞大群体画一幅“科学素描”。
这张“科学素描”的素材来自一个名叫“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项目。从7月1日起，这些大学生来到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对分布在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的大约17708名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
他们用提问的方式，为这个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画像”。在至少3小时的面对面交流中，他们得到的资料包括个人信息、家庭资产状况、身心健康状况甚至和子女的关系等。为了能够了解人们如何变老，项目组选取了45岁做为年龄界限，而非常见的60岁。
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的13.7%，预计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为34%。“欧洲用了80年的时间完成类似过程，在中国这一时间却缩短至20到30年。”美国兰德公司中国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史密斯总结。
当这幅“科学素描”渐渐浮出纸面，一个愁容满面的老人出现了：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近1/4的老年人生活贫困，40%具有明显的抑郁症状，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患有高血压。
“虽然大家寿命长了并不是坏事，是‘甜蜜的负担’，但毕竟也是负担。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疾病的负担非常重。”项目执行主管孔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美国《科学》杂志则对这一幅“科学素描”评论道， “在中国已经极大地扩大了医疗覆盖率的情况下，这样的结果依然令人担忧”。
老龄化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实现健康的老龄化
为了更为准确地勾勒这幅“科学素描”，翟珮云准备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在一门由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赵耀辉教授主持的选修课上，她和其他200多名北大学生一起，训练如何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每个问题背后的意义，占满191页A4纸的问卷都能倒背如流。
早在2011年，调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式时，访问对象就已确定——由计算机随机抽取全国的超过17700名中老年人，“避免人为操纵，不许替换样本”。不仅如此，项目组将每隔两年对这群中老年人进行追访，记录下他们的生活变化，直至离世。
不过，当这群大学生真正落下“画笔”时，发现困难重重。“很多词语老人听不明白，比如问到‘你是不是对未来充满希望’，就要先解释什么是希望。”翟珮云花了5个小时完成第一个追访。另一位访员戴顺记得，甚至有老人不知道什么是“烦恼”、“孤独”。
他们负责向老人解释的，其实是调查问卷中重要的一部分。问卷中不仅有关于一般慢性病和身体障碍的记录，还有专门判断老人认知和抑郁等心理健康状态的内容。
“老龄化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实现健康的老龄化，以及经济政策是否能够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形势，进行调整。”项目组的报告解释。
这种全面搜集健康数据的做法，发源于1992年的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目的是发现“老年人的健康如何与社会、经济、心理因素和退休的决定相互影响”。2006年，美国项目的负责人理查德·苏兹曼把它介绍到中国，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也成为中国项目的最大赞助方。
“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将间接影响中美关系和贸易。”当被问及向中国推广的原因，苏兹曼表示。苏兹曼还把同样的项目推广至包括韩国、日本和印度在内的30多个国家。
2011年第一次全国普查中，项目组还请来了当地疾控部门的护士采集受访者的血样。
在山东，当访员戴顺拿出电子血压计套在老人手臂上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舒张压200，健康人的这一指标在120左右。但眼前的老人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从来没有体检过，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疾病。
访员周越在河北记录过一个70多岁老人的生活。他和老伴住在破旧的土坯房中，墙角摆的土豆是子女送来的粮食，除此之外两人全部生活来源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的每人每月55元钱。老人虽然知道自己“该有的病都有”，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药了——“吃不起”。
“经济学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只关心与钱有关的，作为人文学科，也关心人的健康，只不过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经济方面，”坐在北大未名湖畔一座古典庭院里，赵耀辉向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解释，“如果老人能够健康生活，他们的护理需求将会减少，同时还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有数据显示，2008年，占我国人口14%的60岁以上老人花费了40%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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