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英：对女性的帮扶效益最高
在到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工作之前，秦国英曾在西藏工作了近两年，期间“几乎把整个西藏的边远地区跑遍了”，也让她有机会接触到了最基层的妇女群众。到基金会工作后，更是经常走近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母亲们。她经常遇到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女性,在无奈之下见到她就扑通跪下了。
秦国英在回忆一次妇女培训项目时说：“开始给她们的教材都是简易读本，结果我们发现当地30到40岁的女性基本都不识字，所以我们又把教材改成看图说话，培训才能正常进行。”
这样的故事在她工作的这些年里太多了，她意识到，在社会中，贫困、疾病、灾害、风俗等等，能将一个女人击倒的因素太多了，“妇女在各种灾难面前是非常脆弱的群体”。
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这几年，“母亲水窖”、“母亲邮包”、“健康快车”等一个个针对女性的公益项目良性运转，曾经是军人的秦国英将一丝不苟、踏实认真的军人风格融入到工作中。妇基会是为数不多的几家在十几年前就做信息披露的基金会之一，也是目前信息披露最详尽完备的基金会之一。“工作再繁重也一定要一点一滴、一丝不苟地去做。”她对《公益时报》记者说。陈了军人作风，她也将女性的独特魅力展现在工作中，只有30几人的组织却能运转起庞大繁重的项目，整合协调社会资源必不可缺，她明白一家公益组织的“四两拨千斤”之道。
秦国英在采访结束前对记者说，希望能在文章中强调性别意识。“别的方面大家都会讲到，但是我想为更多的妇女说点话。”
人物档案：
1984年以前在部队服役，1984年2月至2000年10月先后在全国妇联组织部、办公厅工作，期间参加援藏并担任西藏自治区妇联副主席。2000年10月至今，先后担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秘书长。
《公益时报》：有人说中国的公益慈善不够有人文关怀和性别意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秦国英：我感觉国内的公益领域在性别意识方面的确存在问题有待提升，人文关怀上需要更细腻。比如我看过一些关于减灾救灾方面的报告，从战略层面都有对女性的特殊安排，但是真正落实到具体时应该说是非常薄弱的。
作为女性公益组织，我们很希望看到捐赠者和公益组织都不断在公益行动的选择方面增强性别意识，而且要推动性别意识纳入主流，这也是我们公益领域是否成熟的一个表现。这么多年我们体会到，对于女性的帮扶是效益最高的帮扶，帮助一个妇女也是帮助了一个家庭，帮助若干个家庭就是帮助了一个社区，乃至一个社会。
《公益时报》：通过你这么多年从事妇女帮扶工作的体会，你觉得在女性帮扶上还有哪些是目前政策或公益领域依然覆盖不到的？
秦国英：妇女在社会当中不论是获取资源、生活技能，还是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的歧视女性观念，都使妇女处于一个相当弱势的地位。法律体系虽不断健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法律对女性的保护尚未得到充分实施，政策落实到终端力度不够。比如现在频频发生的女童性侵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农村地区对妇女资源分配、福利分享不均问题，流动留守妇女问题，还有文化程度低、就业歧视、贫困等问题。
在社会组织参与妇女权益保护方面，我们基金会也做了很多调查研究。与妇女整个的需求相比，公益组织目前做的还是太少，社会组织在参与妇女问题的解决上还有很大可以作为的空间，依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社会组织来配合政府来解决。比如老年妇女的生存问题，老年人当中妇女高于男性，整体规模能达到5130万左右，65岁以上的占到一半，这其中又有大约56%生活在农村，她们经济独立性差、自身养老资源不足，家庭及社会养老社会支持度低，加之文化低、丧偶、失独、大病、失能等问题，需要更多的照顾。在社区照料服务方面，社会组织的参与空间还是很大的。
《公益时报》：你刚刚提到的女童性侵等问题近期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公益组织能做什么？
秦国英：女童是弱势中的弱势，分辨能力、防范意识很差，它折射出在社会管理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缺失、有漏洞，也说明我们在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方面存在问题。我在美国看到，一个新泽西州深入社区对儿童监管的专职工作人员有7000多人，同时还动员了很多社会力量，可见我们的差距。现在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政策逐步放宽，最终的落脚点其实还是在社区，但是公益组织真正立足于社区管理的还是很少，目前与政府还不能形成可持续的高效的合作互动。
公益组织必须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的变化，把目光更多的投向那些政府暂时还顾及不到的，反而公益组织能做的事情上，从这里寻找我们的工作和发展空间。比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针对灾区母亲、单亲母亲、自闭症家庭、失独母亲等项目的开展，表现出项目设计的人性化，项目实施也更精细化，以满足不同妇女的需求。
《公益时报》：芦山地震中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不论是筹款还是行动表现得都很抢眼，这次筹款的高效快速依托于什么？
秦国英：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长期以来与合作伙伴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很多伙伴是主动与我们取得联系，地震发生第一天，我们收到的承诺捐款就超过一千万了。这次还有公众的参与，因为这次他们对于基金会是有选择的。
还有我们和社会各方面的协作很密切，比如我们和各级妇女组织、部队、草根组织、志愿者。地震第二天就有心理救助和儿童救助的小分队进驻雅安了，比如物资的运送，前方的妇女组织就会告知我们哪里最需要救助，哪条路是通的，帮助我们协调通行证等。
其实这次的表现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果，例如我们应急救灾机制比较完备，并且坚持做尽量细致的信息披露，将公信力和透明化的建设贯穿始终，平时扎实工作，用点点滴滴来取得社会的信任，所以你的感召自然就会有人积极响应、与你同行。
《公益时报》：你提到这次芦山地震公众可以自由选择捐款机构，也是近些年政策对于社会组织逐步开放的成效，在这种形势下，社会组织发展会有哪些挑战和潜在问题？
秦国英：政府现在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越来越开放，管理方式也有很大的变化。比如公益组织的准入门槛儿低了，这会使公益组织增量加大，会加速公益组织的竞争，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家族基金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筹资资源的竞争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公益组织自身的管理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自我管理能力、组织的筹资能力、公信力的保证、项目运作的能力、宣传倡导能力等。
我认为公益组织的管理，将会是按照企业化的方向来发展，首先是要有符合社会需求的公益产品。要想有人来购买产品，就需要做好传播，同时更要建立公信力，产品要能最大限度地解决社会问题，能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结合，可见基金会运转的每一个要素都和运作一个企业是相通的，这应该是一个趋势。另外，税收和慈善法就都是老生常谈了。
《公益时报》：你也提到了公益组织的品牌，妇基会的一个品牌就是“母亲水窖”，你对于品牌项目的设立、运作及保持生命力方面有什么体会吗？
秦国英：在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当中，其实需要建立健全一个政府主导、市场协调和社会参与的机制，三者各司其职又相互补充、协同作用的综合机制，母亲水窖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它和这个大的政策机制是协调的。另外它也是一个有社会需求又有很有成效的项目，从2001年到现在，它的资金总体规模已经达到了8个亿，这还不算一些地方配套的资源，救助的人口达到近190万人，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是长期非常艰苦繁重的工作。第三是项目能够撬动各方资源，如与政府、地方妇女组织、NGO、专家、志愿者来协同作战。还有它之所以有生命力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有长期需求，又能让受益的妇女可持续地发展。
要说公益品牌，其实它既是一个筹资的平台，也是基金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公益组织没有品牌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但是一个品牌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项目设计之初的论证，比如社会需求是否存在，项目和整个大局的关系是不是吻合的，运作模式是不是适合于这个项目的发展，在项目发展过程中能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公信力，比如母亲水窖，一口水窖一千块钱，很明白。有些项目设计很含糊是不利于进行社会动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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