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家徐永光：是时候对慈善体制开刀了

 　　5月29日，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以“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为题，从社会体制的定义与功能谈起，探讨政府与慈善行业在慈善与社会体制改革中的角色与功能，试图提出改革路径与解决方案。

 

　　会上，“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发言振聋发聩：“社会体制改革最迫切的就是慈善体制改革！该对官民一体、政社不分的慈善体制开刀了！”他指如今的慈善体制为“不伦不类、人格分裂，不思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累行业、伤害社会，再不开刀，误国误民！”

 

 

　　“当前，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经济大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契机，在慈善事业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慈善在社会体制改革中的杠杆作用……”被“负面新闻”缠身的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情绪似乎并未受太大影响，在论坛上慷慨陈词。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王振耀，曾见证了中国社会近30年的转向：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读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王成为该司下属农村处处长。2001年，他出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2004年推动组建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负责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担任司长———他的每一步，似乎都踩在了时代的“鼓点”上。颇让外界关注的是，2010年他辞去民政部职务，出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现称“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王振耀说，2012年，我国人均G D P增长至6100美元，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未来五年内完全可能超过1万美元，迈入发达国家门槛。“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整体格局将迎来新变化，在国家战略、政府职能及社会理念等方面都将进行一次全面的转型。”

 

　　同时，他指出，这也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房价虚高、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暴力拆迁、视频安全、环境污染———在他眼里，当下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莫不源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而解决之道则是加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中等发达水平意味着国家职能的系统转型。国家的职能不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此外，物质条件的改善，也使人们更加寻求尊重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要求社会需要形成宽容与尊重的社会心理。”王振耀认为，社会体制改革要落脚于社会服务，而社会服务的开展需要发展各式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

 

　　他执着地纠正人们对“草根组织”的称谓，认为应该叫作“专业化社会服务组织”，理由是草根组织中也有很专业的机构。

 

 

　　然而，社会组织生长却受限颇多。过去双重管理体制，将大批潜在的社会组织拒于门外。

 

　　2009年底，王振耀和徐永光、杨团、陈健民、冯燕五人发起百人论坛时，就遇到过登记注册的门槛。因百人论坛涉及两岸三地人员，在当下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制度中，很难注册下来。最终，百人论坛为解决合法性问题，只好作为一个项目挂靠在非营利组织之下，一直开到今年的第七届。

 

　　今年，作为论坛轮值主席的王振耀成为首位发言人，他首先掷出话题：放宽登记注册。“一是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其次，进一步扩大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权限，将当前一些省份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资格的尝试扩大至全国。”

 

　　但是，百人论坛唯一的一名政府官员却提出疑问：“我们以为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拼命去追，追到之后发现不是我们想要的。放松管制到底是不是最重要的？”

 

　　这名官员担心，放开登记注册将导致混乱。未等她说完，徐永光便激动地说：“这个‘乱’是再正常不过的！之前的‘乱’是政府控制下的乱象，以后的‘乱’将是‘活跃’！”

 

　　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则举广东为例：需要前置审批时，很多公益组织想注册却无法注册，很混乱。改成直接注册登记之后，反而不乱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郭宇宽则补充道：“这和改革开放之前的讨论是一样的。”

 

　　及至下午，与会者稍感昏沉，“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发言却相当提神。他说：“社会体制改革最迫切的就是慈善体制改革！该对官民一体、政社不分的慈善体制开刀了！我愿做这个拿刀的‘刽子手’！”他指如今的慈善体制为“不伦不类、人格分裂，不思改革、固守利益，自甘堕落、麻木不仁，拖累行业、伤害社会，再不开刀，误国误民！”此言激起掌声雷动。

 

　　徐永光话锋一转：“这是基本状况，但是也有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基会’)杀出了一条道路，青基会也在改革。今天还有好消息，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宣布推出了向全国草根组织开放的联合劝募平台。”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扶基会的改革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当时的背景下，仅此一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具有代表性，但确实是一个改革的成功范例，其实是为其他公募基金会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样板。改革就会有活力，募款的额度会急剧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