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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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2021年04月15日 09:59:48
来源:力量湖南

原标题:张伯苓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南开的故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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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中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1935年那堂著名的“开学第一课”上,教育家张伯苓对南开学子提出了3个问题,拳拳赤诚溢于言表。演说中,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国家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华北随即面临着日寇的蚕食,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危机。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么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为国家为公团结起来!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1934年,58岁的张伯苓在南开30周年校庆上确定的南开校训:希望南开学子为国尽力,不断创新,这就是“南开精神”。纵观张伯苓这一生,也是以这八个字为人生追求。他是国士、仁师,是伟大的教育家,可以说,张伯苓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并为此奉献自己一生的热血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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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苓检阅参加军训的南开学生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当时中国只有7所高校学历获承认),南开的故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

一名22岁的水兵目睹这场接收和转让仪式,喟叹道:“我在那里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这名水兵就是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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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水师服役时期的张伯苓

1876年4月5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里。15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著名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那一年他刚好18岁。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作为实习生,目睹了北洋水师的惨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张伯苓无舰可开,只好回到家里,等候派遣。

1896年,张伯苓被派到“通济号”练习舰上服务。1898年,在各国的压力下,日本将占领的威海卫、刘公岛等转租给英国。张伯苓奉命随同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也就是在这里看到 “国帜三易”的丑剧上演,这极大地刺激了张伯苓,他愤然从军队辞职,决心弃戎从教。

这不禁让人想起同时代周树人(鲁迅)的经历:1906年夏,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周树人,看到时事幻灯片中,身强力壮的中国人面临同胞被杀,只做麻木看客而无动于衷,备受刺激,因此决心弃医从文。国力衰弱,国运维艰,有良知的中国人没有坐以待毙。张、周两人改变职业且奋斗终生,是为唤醒国民、教育国民。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离职回到天津后,在绅士严修的家馆教书。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

1903年、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其震撼,“知彼邦富强,实由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月,在严修的支持下,敬业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定名南开中学堂。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比如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于是严修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基础上,考虑建立南开大学。

1917年,严修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

1918年,张伯苓学成回国,开始着手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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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严修(前排中)与张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国考察教育(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为了筹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襄助下,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首届入读学生中,就有因为家贫被免去学费的南开中学毕业生周恩来。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又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南开小学也正式成立;到了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要管理好学校外,还必须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干或者干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还要讲究方式方法。

学者王震亚总结了张伯苓在募捐过程中运用的一些技巧:

一方面,全方位撒网。不管是绅商、军阀、政客,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有心于教育,都会成为他劝善捐资的对象。“从张伯苓存留的二三十年代的部分函稿来看,在三百多封信件中,涉及筹款事宜的函件就有七十八封。”(侯杰、秦方:《百年家族》)

另一方面,是有所侧重。前期主要是接受北洋与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学良等)和华北地区的绅商及社会名流(如严修、李组绅、卢木斋等)的个人捐款。后期则努力争取更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中外基金会、实业公司的捐助和政府的补助。

曾有学生对校长接受军阀、政客的捐款不满。而张伯苓的解释透着幽默:“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粪水浇灌出来的”,“让他们拿出钱来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业总比随意挥霍强吧”。

再一方面,就是摸准认捐者的心理。他会利用校庆等机会,给来宾发送些小礼品,上面印有学校规划中将要兴建的建筑物名称及所需款项,让来宾看到学校发展的美好前景而产生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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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严修、张伯苓为筹备办学经费在南京与天津同乡合影(左三为张伯苓,左六为严修)(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同时,对热心捐款者也有纪念性的回报,以其名字命名南开校园里的若干建筑,如教学楼秀山堂(纪念将遗产作为南开大学永久基金的李秀山)、科学馆思源堂(袁述之奉母命与美国罗氏基金会共同捐建)、木斋图书馆(卢木斋捐资十万)等。所以,他从不说“请你帮帮忙……”而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变被动为主动。

当然,仅靠募捐——如同输血,是不够的;还需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经历了两次远赴欧美的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而且也可以在学校里办起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一所学校的优劣,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师资力量。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他大学羡慕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甚至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

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但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来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身上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

他本人长期只领120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元。

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都可以使用。

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1925年,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学校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到了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更是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七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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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苓夫妇与家人合影(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培育“允公允能”的人才

南开因国耻而生,伴国耻而强,张伯苓和南开师生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最前线。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然而,也许当年威海卫升降旗一幕的刺激太深刻了,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就更为强烈。

“爱国”成为他教育办学的首要宗旨,也成为南开精神的核心。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要求“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张伯苓《为国为公,傻做实做》)

一直以来,南开始终把培养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奉为圭臬,涌现出以周恩来、曹禺、陈省身、郭永怀等为代表的大批名家大师与国之栋梁。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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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亚铃湖(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4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候体育场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怒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么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张伯苓三十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他毫不气馁,公开演讲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令全国人民都为之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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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最初的校舍(图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

多少年后,开拓了现代私立教育成功之路的张伯苓回顾道:

“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敢稍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话里,不乏辛酸,但更透着自信与自豪。

2021年2月23日,是张伯苓逝世70周年的日子。先生在国家命运跌宕起伏的年代,坚守文化和教育,传承民族文脉精神,犹如一座灯塔,照亮硝烟弥漫的山河,也穿透悠悠峥嵘的岁月,为今日中国文化和教育立镜,为后辈成长树碑。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人物》2021年第2期,原标题《国士张伯苓:中国新教育启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