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原标题：郑佳明：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说明】 本文为郑佳明先生2021年元月10日在船山学院石头记梅花社暨“王船山与湖湘文化”主题读书会上的演讲记录稿，未经本人及石头记读书社同意，不得转载刊发。

前言

越表扬啊，心越虚，刚才各位都讲得非常透彻，我呢，实际上不能说没有认真准备，但是认真准备了呢，还是感觉到心里很虚。主要因为我是业余的，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业余的球队能打过专业的呢？所以我只是一个态度比较好。

如果我讲的不好呢，首先是这个会议的组织者遇人不淑，但是我还是认真的在学。彭永呢，把我看作我们这个读书群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我在这儿呢要说两句感谢的话。第一要感谢衡阳的同志们，为咱们这个学习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二要感谢王兴国老师、王泽应老师，还有熊考核老师、朱迪光老师，周建刚老师，都要感谢，能出席我们这样的一个读书会非常不容易。

彭永呢问我说，我讲个什么题目？我呢，那个时候正在忙别的事儿，我就讲了一个题目，叫做“船山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后来静下心来一想，觉得有点造次，这个题目太大，可能讲一辈子也讲不清楚。最后我想着把这个题目缩小，我现在讲的什么题目呢？讲个“王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

这里头呢，就涉及到开始建刚教授讲的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用西方来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观点，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哲学进行定义。其实我查了一下，古代没有认识论这一说。我们这个认识论，其实是叫做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有一个人，把这个认识论和传统文化把它等同起来，讲知行关系和认识论。这个人是谁呢？毛主席。毛主席在他的这个《实践论》里面，下面加了一行小字，他讲的实践论，就是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讲知行的关系。

这是我看一个材料，毛主席是在……（王兴国老师帮助调整话筒，“谢谢，这是多高的待遇呀？”）王老师，他是我们真正的老师，他跟我住的相隔不过一百米。我有时候遇到问题，我就上他家去请教他。（王）兴国老师是把学问真正做进去的，他是著作等身的，他研究王船山的著作非常多，最近出的这本（《王船山与近代中国》），研究王船山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我慢慢的都从头看到尾，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当然也是为了今天到这里来（做讲座），做一点功课。

王兴国老先生

所以毛主席讲的这个认识论，和知行观可以划等号，这个咱们就有把握，是吧？那么我们今天讲湘学认识论，船山对湘学认识论的影响，这样口子就小了。但是问题是，小了以后它还有很大，还是大的不得了，那也要讲几天。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提一个纲，讲一点思想。要是引文的话，像他们这样引的话，咱们就搞不成器。

船山知行观之所以重要的理由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认识论呢？向各位老师请教。王兴国老师他写了船山有七个观，知行观、理欲观、家国观，等等，这么多看法，这么多观点。这个知行观、这个认识论呢，大贯穿船山其它所有观点的，是船山最重要的观点。因为船山最突出的是哲学，我们大家都把他看做是哲学家。哲学里面的话呢，他最突出的是认识论，最突出的是知行观。我认为知行观之重要，大概有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呢，他这个知行观呢，带动了而且贯穿了他所有的其他观点。因为认识论呢，它是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它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前提条件。你怎么看这个时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船山最关切最焦虑的是大明灭亡，所以他说“六经责我开生面”，从哪开起？就要总结明王朝的经验，就要面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这样的一个现实，怎么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他的这个“开生面”的起点，这是一点。

第二点，他这个认识论，和他后来的价值观有关系。他的价值观有两点最突出，一点就是刚才王泽应讲到的，一个是人民的观念，一个是民族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它是“古今通义”也好，它是“一时之义”也好，“一人之义”也好，其实他是讲人民的观点，不能为了一个君王，为了一个万历皇帝，让这个国家，让这个民族，让这个老百姓受苦。这里边他讲的是人民的价值观，这是船山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后来我们为什么说他“兴民权”，说他是一个启蒙思想家，那么很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人民的观点。第二个观点是民族的观点，民族气节、民族精神，包括讲到了《黄书》是他的价值观里面另外一种支撑点。那么这两个大的支撑点，他的起点，贯穿这两个新的认识是什么？是认识论。他怎么看这些问题？所以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呢，他的纠错和纠偏。刚才建刚讲了十六个字，非常好。他实际上对阳明是纠错，他实际上对程朱他是纠偏，他是建立在纠错和纠偏的基础之上，形成他自己的思想。那么这个纠错和纠偏是怎么来的呢？是从认识论来。特别是在知行观里面，他对阳明心学的知行观，他有很多具体的、生动的批判，他对朱熹的先知后行、格物穷理，这样的思想，他也有很多的批判。他认为朱熹的话，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把知和行的关系割裂开了，分成两截了。这个是贺麟说的，贺麟把他这么概括的。他分成两截以后，他把这两截，两个端点的距离拉得很长。

所以格物穷理啊，你去读十年寒窗苦，读万卷书，再行万里路，你还找不到这个理，这个理很难找，所以这个时候要存天理去人欲，一辈子都要去读书啊，去思考。这个东西对不对呢？他有他的道理，理学讲这个东西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他把知看得太重了，把行看得很轻。更不要说程朱也好，陆王也好，他们讲的行，主要是道德实践，主要是伦理践行，这个都有原话。他们讲的这个行，与毛主席讲的行，不是一回事。王阳明的心学呢，他把知和行这两个东西的距离给缩短了，他说知和行不是分开的。他举了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好色，好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的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他看见美色的时候，他心里头一动，起心动念，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行了。变坏蛋，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变坏蛋了，是吧，开始了，是吧？后来把坏的心又收回来，这个时候，《中庸》啊，《中庸》里面专门讲“过，犹不及”，要取中间，中间还有那个心思的时候，又把它搞回来了。这个时候人的话，他就是控制欲念，进步了，对吧？所以王阳明的心学，他仍然认为知和行是两样东西。既然是两样东西的话呢，就是说你得同时发生，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这个心呢，就到了静，达到理了。心外无理嘛，我这个理就是这样来的嘛。

王船山对这个心学不太感兴趣，他的批评很严厉，刚才这个谁，建刚说几乎是破口大骂，是吧？他对心学批的很厉害，这就是因为他认为王学的末流，王学有很多人，一代一代，传得走样了，最后他使明朝垮掉了。明朝的思想，一个是理学，一个是心学。这两个思想都使明朝的这个学界和明朝的官场，出现了一种“虚”和“空”，这样的倾向。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这两样东西在官场和学界弥漫开来之后，对明朝形成最大的影响，就是脱离实际，不解决具体问题。明朝看着看着烂下去，大家都不管。一直到崇祯皇帝去上吊了，左良玉手里还有一百万兵，他也不去勤王。所有的人都不负责任，都不管事，只顾自己。他这个只顾自己还有其他的原因，宦官横行，太监横行，这谁有积极性啊？还有东林党人、复社等等，这些党人们互相争来争去的，你说谁有积极性啊。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说，他从哲学上讲，宋明理学它走到了尽头。

所以王船山的话呢，王船山他这个认识论实际上是纠偏、纠错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始终在讲王船山是返本开新，我们始终讲王船山的话，他是别开生面。他的“开生面”的起点，从认识论开始。

船山知行观的“与时俱进”

王船山他的话呢，他的认识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与时俱进。他真正做到了日日新，苟日新，不断地更新。

他在总结明王朝为什么出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停滞不前。虽然这个时候有一大批的徐光启啊接受西学影响，有这样的一些个外来的思想过来，但是整个朝廷沉闷，不往前走，结果到最后，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天崩地裂，两个大的农民起义，再加上一个异族入侵，发生巨变。这个时候，王船山他的认识论，他的思想，有一个东西，叫做应变，就是怎么对待变化？其实他这个思想，为什么曾国藩，为什么后来谭嗣同，为什么我们毛主席（都有继承），就是他这里面呢，他对《周易》是非常有研究的，他就研究这个变化。还有刚才（王）泽应教授讲的《春秋》，《春秋》是讲变，《春秋》是讲变革的理论，既讲忠君、忠孝，又讲变革。

我这几天我在想一个事儿，我想请教大家，就是说魏源和王船山有什么关系？我在知网上查，没查到关系。但是我查到魏源，他跟刘逢禄呢，这个学《春秋》。王船山家里头是治《春秋》的，从胡安国开始，一直到王船山，是吧？那么湖湘文化里边对《春秋》是情有独钟的。最后的这个谁呀？魏源，他和刘逢禄的儿子，和刘逢禄的侄子，他们一起在和邓显鹤他们在研究船山的书，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那么实际上刘逢禄他是魏源的老师，魏源的思想影响了谁呢？影响了康、梁。所以康梁啊，康有为啊，他们两个是搞《春秋》的。所以这一条线上下来，是吧？这是湖湘文化里边讲“变”的这么一个线索。所以湖湘文化他这种“应变”的特色，跟认识论有关。所以像王船山，他最后讲到“知行互资”，互资，就是互相支持和互相进行修正和辩证。

那么其实毛主席后来讲两个飞跃，毛主席讲两个飞跃，也是讲知和行的互动。知和行互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是发现真理的途径。当我们感性认识取得了理性认识的成果之后，理性认识又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这个时候又有新的认识。毛主席说“往复无穷”。

前天《湖南日报》发了我一篇文章，标题就是说“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我在这个文章的最后一段，我引用了毛主席这句话。那么其实呢，湖湘认识论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变，变革，革命。所以近代历史上，从陶澍这些人，搞《皇朝经世文编》，搞《海国图志》，然后到曾国藩他们这些人。曾国藩是个变革的人，你别看他是保守主义，他是以保守来获取朝廷的支持，获取政治和谐、社会的资源，但是他完全是一个创新的人。他的所有的那些行为，当时都是引起争议的。最后他在那以少胜多呀。谭嗣同是个创新的人，黄兴、蔡锷、宋教仁是创新的人，毛泽东更不要说。所以这个王船山的认识论里边，他对湖南人应对近代历史的变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因为他是哲学，是认识论，所以他具有统合能力。凡是读了船山的哲学思想，这些人，开窍，明理，找到了新的思路。

我大概讲这么几层意思呢，是想说明一下，这个王船山的认识论，王船山的知行观，他对湖湘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题目。

周建刚教授

船山知行观的“返本开新”

那么船山呢，他在这个认识论上，还做了几件事儿。

第一件事，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知行观里面的合理成分。这里面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返本开新，返到哪儿去了？他返到了孔子这儿。孔子之前，咱们中国有没有这个认识论呢？基本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在商的时候，咱们是信天命，信神，那是个神治的时代。到了周的时候，咱们信礼。这个礼呢，本身它是一个形式，它这里边的知呢，有这个字，这个字是知什么呢？知礼。就是说你知道这些礼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行是行什么呢？也是行礼。所以这个时候谈不到一个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讲知和行的关系开始讲的多的，就是孔夫子。

孔子这个人呢，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本身是个教育家，他一直在教人家，是吧？孔夫子讲这个君子有“三达德”，最大的道德涵养是智、仁、勇，他这个智啊，就相当于知。所以咱们这个国家呀，包括现在的改革开放，包括咱们中国所有的近代历史上的进步，有一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学。中国人真的是对学习看得很重，善于学习。所以这个学就是从知来，这个知是从哪来的呢？就从孔夫子这儿来。他为什么要整理六经呢？他为什么要一天到晚的来研究这些东西，他就是教人知。他像丧家之犬一样地各个国家去跑，去奔，奔什么呢？他实际上就是要让春秋这个混乱的时代回到周的这种礼乐的时代。他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里面加了一个东西，就是仁。把仁灌输到礼里边，使这个礼有爱。这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这个时候就诞生了。这个诞生里面包含着知，所以他说知什么？知仁、知礼，这就是孔夫子讲的最重要的知。我们不展开讲啊，我这准备了好多材料。

但是这个知呢，孔夫子的这个知，他呢还是处在一个什么呢？道德范围之内。但是大家注意一条，孔夫子那个时代他有行。为什么呢？六艺，有功夫论。功夫论呢，就是说那个时候除了六经之外，还有六艺。六艺就包括要骑射呀，包括要驾车呀，包括这些个行的东西，要做的事情，要操作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一个人要作为君子的话，你必须要读书，而且你还要会操作很多具体的事情，同时你还要能够唱歌跳舞，变得非常的快乐，君子是很快乐的。孔子这个人一直讲人要乐，后来有颜回之乐，深刻地影响了理学，周敦颐和二程嘛，对不对？后来咱们范仲淹这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夫子的话，涉及到儒家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儒家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从生产中来的，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儒家的生活、生产的理论就是一个行的理论，这个思想是儒家的东西。王船山返本开新返到哪儿呢？他返归孔子。

在先秦时期还有两个人，特别厉害。那么其中一个是荀子。荀子这个人是讲行的，他有很多行，他在《劝学篇》里面，《劝学篇》里面是吧，他专门有很长一篇讲行的。再就是墨子是吧，墨子是只讲行的，他不讲知的。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些思想大概到了程朱的时候，变成理学的时候，这些思想的话开始慢慢地走偏了。王船山的返本开新干什么呢？返回来。他把最初的、最原本的知行观的内容把它吸收。那么这是第一点，他的知行观。

王船山知行观的第二点，就是大家都在讲，扬弃了程、朱、陆、王这些个知行观中的历史局限。我们不能回过头来又说朱熹不对，是吧？其实古人没什么对不对的。我们学历史的时候，王兴国可能记得这句话，列宁说过：“对历史的绝对要求，就是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你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要求朱熹，是吧？程和朱，包括我们的周敦颐，这些人做的事情，破千年之暗呐！那一千年咱们中国出现什么问题呢？战乱。汉朝以后就战乱不止，唐朝稍微稳定一点，一段时间，一百年不到，其他都是乱的。宋朝虽然不乱，但是外族不断地入侵。所以我们有一个战乱问题。

第二个，那一千年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之中，西域来了很多外族，少数民族，东北方来了好多少数民族，民族在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呢，道家的思想、佛家的思想，是吧？这个滋长蔓延，儒家的思想反而往后退，是吧？退到了边缘化的地位。所以晚唐的时候，像韩愈他们这些人的话，就发动古文运动，古文就是讲汉朝的那个经学，从这开始又想把这个儒学的东西搞回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理学，这个理学的话呢，他继承了儒家的这些个基本的思想，四书五经当然是儒学的，那么同时他把这个东西强化起来。其实理学啊，他的后来这个七百年，我们讲一直从周敦颐到王船山是七百年，郭嵩焘讲的。七百年，湖南人，是吧？王兴国老师的书里面专门写的这段话，我也引用了这段话。（“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郭嵩焘《船山先生祠安位告示文》）这段时间是中国思想深化的时候，你不能现在回过头来讲，程朱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

但是到王船山这个时候呢，程朱的思想他出了问题。程朱思想出了什么问题呢？他进入了高层的意识形态，一进入高层的意识形态以后呢，他就架起来了，架起来就很高，这个很高他就容易脱离实际。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八股取士。这个八股取士，就把这些个读书人都变成了读书的机器。既然是八股文嘛，起承转合嘛，你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书里面的思想搞清楚呢？我为什么要创新呢？我没必要啊！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学问就开始越来越偏了。再加上明朝搞文字狱，从方孝孺开始，株连十族啊，那谁还敢搞呢？到后面就出了这个党人，是吧？这样的话，这个程朱的思想到了明末，明朝末年的时候，理学没有吸引力，没有影响力，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工夫的东西。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吧？那么这个根本就没有人去解决实际问题。心学，出了王阳明的心学，他是出来救理学的。他在贵州龙场悟道，悟的什么东西呢？悟的就是说，他原来那个格物穷理，去数人家的竹子，不对，是吧？自己东西都在心里，整个世界、宇宙都在心里，只要心里好就都有，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方面去了。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呢，在认识论上，王船山对程朱和陆王，在认识论上对他们的批判，成就了自己的新的认识论。王船山的新的认识论，是在批判程朱和陆王的基础上产生的。

王泽应教授

船山知行观的具体内容

王船山的这个认识论，他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吧。那么这里头呢，我简单地点一下题，不展开讲。

1、本体论问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本体论的问题。这个建刚讲了很多，气一元论的问题，我跟建刚的观点不完全一样。那么其实，我看好多人写这东西。我今天跟兴国老师讲的一个题目，就是说，我昨天好像听说米克问他，是不是把王船山的书都读完了，是吧？那么王老先生说没读完。要是问我，我也没读完，我只读了一点点，读不懂，是吧？坐不下来，没那么多时间。我现在都是读的二手的多，都是去看论文。看王老师的呀，还包括我们王泽应老师写的书，他有一本书专门讲这个“伦理个性”，讲王船山的个性，都写得非常好。读这些书吧，我到知网一下就下几十篇，上百篇文章，慢慢坐着读吧，是吧？有水平的文章，读的很开窍。我们还是没有研究，将来其实湖南应该有一个船山研究院，这是专门的一批人一批钱，把有一帮的人来从头到尾的去读，开始好好的读。这就是庄子讲的呀，“知无涯，生有涯”，是吧？你像我这个打酱油的，我做了四十年的官，是吧？退了休回来，跟你们搞，搞死都搞不赢你们是吧？只能做一个好的学习态度来表现一下，是吧？但是你要是叫年轻人从小就把这个古文搞通，他那个东西非要懂古文，然后一点一点地按计划地来研究，十年二十年，把船山思想的精髓把他搞懂，把他的纲目纲领搞清，那么这样可能才行是吧？

所以这个气本论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呢，船山讲呢，这个气呀，他是跟这个理是一体，而且这个气无边无沿，对吧？最后他讲“气”和“诚”，都有共同的点，两个字，“实有”，就是实实在在的有。“实有”这两个字我非常喜欢，就是说它不是没有，它是有。这个“实有”两个字，它对气本论下了一个结论，是吧？这里头有很多话。那么这个“实有”这两个字，叫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讲，是什么呢？他承认世界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人类的哲学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第二个问题，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学哲学嘛，就是这两个基本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始终现在讲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是吧，但是我比较倾向于讲唯物的倾向和唯心的倾向。你说他百分之百的唯心，也不一定。你说朱熹这个人百分之百唯心吗？不是啊！“格物致知”那个物是个物体啊，万物啊！格物，王阳明去格那个竹子，那个竹子不是心，竹子不是精神的啊，是物质啊！对吧？那么实际上，王船山的本体论呢，承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它后面有一些东西。既然客观世界是真实的，生活、生产就是真实的，人的生命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有生的思想，“生生谓之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生命的价值，这些东西都是客观性，物质的客观性的一个衍生的理论。没有这个理论，你说万物都是理，这个是不对的。你说万物都在我心中，我心里要不想，这个美人就不在了？那还在，她跟别人去了，是吧？怎么不在呢？这个物质的客观性，这个东西是船山他的本体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他把所有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是他的一点。

2、道器论问题。第二点，是他的道器论。道器论呢，涉及到物质和精神的对立面，道是精神的，器是物质的。他还有一面，道是一，气是万。毛主席最后写的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他说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普遍性是什么？是道；特殊性是什么？是器。我说世界是物质的，但是我可以讲每一个物质的具体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他们都一一归为道。这个思想很了不起，这个思想实际上他把人们的认识颠覆过来了。颠覆的什么？就是说器才是第一性的，你有了器才有道。这就是谭嗣同老是讲这句话呀，是吧？谭嗣同他是崇拜船山的，那么你这样就可以革命了，你可以创新了。我们过去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不变，器也不变。大家只要晓得老祖宗就行了。这怎么行呢？这就是船山的道器观。

3、能所关系问题。第三个，他有一个能和所的观念，能的是能量的能，所就是所以的所。能所这个观念它很重要，它这里面是借用了佛家的思想，能是主观的，所是客观的。中国的文化一直没有把主观客观这四个字说出来，我们始终不说这句话。但是佛家说了这句话，这个世界它是有主观的，有客观的，这个思想对毛主席影响非常大。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汇合成新的主观与客观的思想。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说的就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毛主席讲了一段话，他说：“到了世界上每个人都主动地改造主观世界，又改造客观世界，还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关系的时候，人类就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我就联想，联想到毛主席晚年，他说人类都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在前进，那么其实就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一致，这个是认识论的最高点。我们现在出问题，都出在主观和客观不一致，对不对？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有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局限嘛，所以我们才会犯错误嘛，对吧？那么这个思想，主观和客观，这个是王船山的一个大的思想，他讲了很多是吧？我看文章很大，我是做了很长的两万多字的笔记。

4、动静问题。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王夫之还发挥张载的“太虚本动”的思想，认为运动和静止的关系如同门之开合，开可以说是动，合可以说是静，其实开合都是动的表现，说明静止只是运动过程的一种特殊状态，绝对的静止是没有的，广大的自然界充满了运动。他提出天地万物都是在变化更新的。他说天地万物为什么会变化呢？因为都是阴阳组成的，阴阳在变嘛，所以事物本身也在变嘛。所以新旧不断更替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新事物不是旧事物的重复，而是不断地清除自身当中旧的死亡的东西，深刻地揭示了变化日新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他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独到的研究。

5、知行关系问题。刚才我前面讲的这几点呢，并没有直接讲知行关系，它是和知行关系有关的几个问题。但是呢，那些问题不说清楚，知行就说不清楚。

那么他讲知行关系呢，第一条，“知行有别，先行后知”。首先要肯定知和行是两件事儿，不是一件事儿；然后的话呢，要先行后知。第二个观点很重要，他说“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兼是兼职的兼。他说你行的时候呢，你可以一边行一边就获得了知识。但是你一边知的时候，你不可能同时就行了。你不可能做到这样啊！你知就是知。所以我们现在出了很多书呆子啊，他读书，他没有行啊！但是你行的时候你可以兼知，那么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不懂，你可以从这个实践中学习。第三的话呢，他说所有这些个知行观出问题的人，都是“离行以为知”。离开了行动以后，还以为自己知道呢。就是离开了实践，离开了行，“离行以为知”。他说这是一切错误的根源。第四个呢，他提出“知行相需”，知和行互相是需要的。你知，你就得行；你行，你也得知。他这个呢，就把知行关系的辩证统一，这样的一个思想找到了。这个，他的这些思想呢，最终他提出了这个行它的功能，他讲了四条。

第一：行是知的来源和基础；行呢，它是这个知的来源和基础。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毛主席后来讲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你所有的知识从哪来呢？从行中来。第二：行是知的目的和意义。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行？你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那么就是，你的目的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目的不是去知这件事情。第三：行是检验知的标准。这就到了我们1978年改革开放的那个“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第四：行比知要高，行比知要难。

中国几千年，靠道德治国，道德哲学治国，形成很多固有观念，宋明以后，形而上的东西日益强大，僵化日益严重，虚空作风误国，我们到今天也有很多先验的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了破除教条主义，毛主席叫我们读《反杜林论》，王老师可能也读了，是吧。那时候我在农村插队，哎呀，读了半天，也不知道哪个是杜林说的，哪个是恩格斯说的。那个书翻译的也非常诘屈聱牙。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就知道毛主席的《实践论》，他就是反对先验的，反对事先你还没有经过行，你就形成的一些观点。

船山知行观与毛泽东《实践论》

那么其实这几条啊，后来到了这个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在《实践论》里面都做了论述。毛主席在《实践论》里头是怎么讲的呢？

毛主席讲的是“实践第一”，继承了王船山“力行第一”的思想。毛主席和王船山的，王船山的行和毛主席的实践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是毛主席的思想和王船山的思想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毛主席讲的实践是社会实践，他不是一个人的道德践行。社会实践是什么意思呢？毛主席引用马克思的话：“人是社会关系之总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各种作用力到你身上，形成了你一个人。你这个人的话，是个社会的人，你不是单个的，个人的道德修行。他说社会实践包括三样东西：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践。我去查了《实践论》里面，真的把生产斗争放在第一位，这个思想就是从我们的经世致用思想而来的，是吧。你看像陶澍，一个盐业、一个漕运改革，包括后来左宗棠，很了不起，林则徐喜欢他。左宗棠他在家里读的都是这样的一些具体的怎么样养桑麻，怎么样兴水利，怎么样治理国家的书。而且，左宗棠他对地理很有研究。这就是什么？实学。这个实学来源于哪儿呢？就来源于社会实践的认识。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这些，他把这些个思想都把它升华起来，形成了《实践论》，是吧，当然他们说艾思奇呀、陈伯达呀，好多人帮他写，帮他讨论，是吧？但是他能写出这个东西很了不起啊！我在中央党校读书的时候，党校老师跟我讲，苏联人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农民党，最多是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所以去年打下了江山，他们很难办，是吧？承不承认他是无产阶级政党？结果苏共中央就派了尤金……。尤金是，我们小时候读尤金的《简明哲学辞典》，俄罗斯苏联的一个大哲学家。他后来做了苏联驻中国第一任大使，就把他派来了，派来的时候让他考察一下，中国共产党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党。这个尤金他看了看，在西柏坡读了很多文件，最后他看到《实践论》，他说这个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回去跟斯大林讲，然后苏联人的话，他说我们现在苏联的科学院的院士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所以《实践论》这个东西呢，它是，我前天那篇文章（《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里面讲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和《实践论》呐，《实践论》是实事求是的展开版，实事求是是《实践论》的灵魂和精髓。那么这两个东西他们其实是什么呢？他们其实有三个来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第二个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第三个就是传统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里，特别是王船山。

所以王船山的思想影响了谁呢？我在研究，他影响了魏源没有？但是还没有发现直接证据，但是经世致用这个思潮是从王船山这儿开始的。这个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了这个嘉庆、道光年间的一批知识分子；第二，还影响了曾、左、彭、胡；第三，他影响了维新，谭嗣同、唐才常，戊戌维新这批人；第四，影响了民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批人，包括杨昌济，包括毛主席，对毛主席的影响还是很深。

他对毛主席最大的影响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认识论。其他方面，你说影响有多大，我们还没研究，是吧？我们得学习。所以王船山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是吧？这是非常大的。我这个时间好像到了，是吧？ 这个毛主席的话，这个我们过去讲三大实践，但是在这之前呐，我们对这个行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们就讲行，但是这个行始终没说清楚，毛主席把它说清楚了，是吧？那么毛主席把它说清楚，之前有一个人，这个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王船山。王船山他继承张载的思想。张载讲呢，这个人获得知识啊，有两个方面，一个叫见闻之知，一个叫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再一个德性之知，就是我心里感受到这个东西。那么毛主席就提出了一个感性认识，一个理性认识。而这个思想，大家一看，这个脉络就非常之清楚，是吧？

因为我原来教书教过《实践论》，我一看完王船山这些东西了，非常的亲切，非常熟。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啊，他说实事求是，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他说：“通过实践发现真理，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我们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那么，这就是王船山的他的哲学思想。王船山，以前有没有人说的这么清楚呢？没有。后来我查了，我一个一个地翻了一下，没有，是吧？那么这就是王船山的历史地位。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