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官窑陶瓷文字考问历史
湖南

从铜官窑陶瓷文字考问历史

2020年12月18日 11:55:40
来源:文史拾遗

原标题:从铜官窑陶瓷文字考问历史

文丨邓继团

铜官窑“潭州准造”

一件铜官窑青釉储钱罐留有“潭州准造”四字,上面以釉下褐彩写有一段较长的文字:“潭州准造。道林寺慕主施二千五百人,各舍钱一千文,写大藏经五千卷,经藏一和舍利塔,藏满即略施同福,大中十二年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

湖南理工学院教授钟兴勇先生在2017年第四期《长沙大学学报》刊载《岳州窑发生史略》一文却称:“长沙窑与岳州窑本为一体,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该文认为:“隋开皇十一年(591)改岳阳县为湘阴县,包括铜官区域在内,地属岳州。”该文无论从文化,还是地域,都将长沙铜官窑纳入了岳州窑的范畴。

然而,从这件铜官窑出土文物来看,我们有理由说:铜官窑,潭州造。

(铜官窑青釉“潭州准造”储钱罐)

(铜官窑青釉“潭州准造”储钱罐)

唐代盛行饮茶,文人士大夫以饮茶为韵事,对茶具也非常重视。而以州治命名窑场的历史也是在唐代,陆羽为始作俑者,他在《茶经》中说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他还说“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岳州窑因为陆羽的妙笔,而名垂千古。据著名历史学家陈先枢先生考证,“成名后的陆羽与湖南的仕绅官僚多有交往,几度寓居长沙,在长沙作幕宾,对长沙茶文化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寓居长沙的陆羽,却未能为“潭州窑”留下一笔,甚是可惜。

潭州是隋朝至明朝时期州治或府治长沙的古称。隋开皇九年(589),以地有昭潭,改湘州为潭州,设立潭州总管府。隋大业三年(607),改潭州为长沙郡。

在长沙铜官窑兴起的唐五代时期,潭州与长沙二名,曾多次交替使用:唐天宝元年(742),潭州改为长沙郡;至德元年(758),复改为潭州。后唐天成二年(927),马殷“以潭州为长沙府”,长沙为楚国都城。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孙彦等著的《中国历代陶瓷题记》一书载有二方陶质墓志铭,一为《“大和八年”唐叔清买地券》,一为《“咸通八年”彭城刘府君陶墓志》。二方墓志都出土于铜官窑核心区域——石渚湖北岸觉华山。

《“大和八年”唐叔清买地券》长30厘米,宽25厘米,栏内阴刻文字13行,200字。买地券称:“大和八年,岁次甲寅,九月己酉,十三日辛酉,金(今)有潭州长沙县临相(湘)乡普乐里没故亡男人唐叔清,时年六十七岁亡没。”

《“咸通八年”彭城刘府君陶墓志》长46厘米,宽30厘米,正面阴刻楷书11行,349字。该墓志载六十岁的墓主人刘璿“唐咸通八年,岁次丁亥,八月建、丁卯朔,彭城刘府君沄(潭)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故——玄宗之世、紫金光禄大夫刘球公一十二廿(世)玄孙洽公之子、孝廉璿公,立志葬斯焉。”

无独有偶,铜官窑青釉储钱罐留下了“潭州准造”四字,还记载了道林寺的佛事,时间是“大中十二年七月日”。

大中十二年即公元858年。道林寺储钱罐上的文字,还带有一定的行政命令色彩,“准造”二字,体现了当时潭州府对铜官窑的监管。储钱罐与上述二通墓志铭一道,准确地告诉了今人,唐代的石渚,属于潭州,其地界上生产的风靡亚非二十余国的长沙铜官窑,当属潭州,而非岳州。

唐叔清去世于大和八年,即公元834年;刘璿去世于咸通八年,即公元867年,两者相隔34年,都葬于“潭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也就是长沙铜官窑的故地。由于出土地点明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块陶质墓志铭,也是铜官窑的产品。

可见,三件珍贵的“潭州”款铜官窑文物上的年号,都在唐至德元年(758)到后唐天成二年(927)这一“长沙”被称作“潭州”的169年时间段之内。

岳州窑与石渚南一公里多的东汉石门矶窑同属于青瓷窑系,在唐代后期逐渐衰落,被与之毗邻的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所代替。如果按照陆羽的命名方法,长沙铜官窑似乎叫“潭州窑”更为准确,而三件带“潭州”文字的铜官窑文物,似乎也在印证这一说法。

铜官窑里的“上田社”

《礼记》“祭法”: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史记》卷二十八:“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

“社”在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神庙、日子以及祭礼,如春社、秋社、社日;“稷”是谷神,古代君主祭祀“社”与“稷”。后来,“社稷”合而为一,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长沙铜官窑里有二件涉“社”器物,即“上田社”碗与“老寻家茶社瓶”。

(铜官窑青釉褐彩“上田社”记文碗)

(铜官窑青釉褐彩“上田社”记文碗)

对于“茶社瓶”的“社”字,可以作两种理解。第一,古时有春社、秋社,社日中的人们各以社糕、社饭、社酒等相互馈赠,用为供养。此“茶社瓶”或为社日装茶请客供养之用物。

第二,古时志趣相投者往往聚会结社。《都城纪胜》记载南京临安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唐代饮茶之风兴盛,或亦有某种“茶会”“茶社”之团体,而“社”中所用之茶瓶,或可称为“茶社瓶”。《全唐诗》即载有“茶会”,如《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等。

说到“上田社”碗,方家多将“上田”注解为日本商人的姓氏,而将“社”字理解为类似于日本当下的公司。

其实,中国古代的典籍里多有“上田”的记载与解读。如《毛诗正义》:“上田谓垦耕,下田谓土地。”《周礼注疏》:“民虽受上田、中田、下田,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可任者家二人。”《春秋公羊传注疏》:“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彊国家。”《汉书》“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旧唐书》里也有“上田”“下田”,甚至“荒田”的明确记载,那应该是把按田“肥瘦”而定税收的“尺子”:大历五年(770)三月,“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代宗李豫时期出台的这个政策,从时间上看,大体与铜官窑“上田社”碗的“出生期”相当,即唐中晚期。

论者以“上田”为日本姓氏,其实不然。据资料,古代日本人没有姓,只有名。187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准许包括以前不准拥有姓氏的平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拥有姓氏。1875年,颁布《平民苗字必称令》,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使用姓氏。此后,才有了日本的姓氏普及。因此,唐时期的日本,是否有“上田”之姓,值得商榷。

日本的“株式会社”,在中国相当于我们常说的股份公司。“株式”起源于18世纪,意为股份、股票和股权;会社有商会、合作社及有限公司等意思。

日本的姓氏与“株式会社”均是近代的产物,较铜官窑的“上田社”碗,晚了千年。可见,“上田社”题记碗,当为“窑人”为上田之“社”——上田的土地神而定制的专用祭器。它或用于装祭品,或盛祭酒,属于民间信仰中的物品,与铜官窑其他带宗教色彩的题记器物,如“道林寺”“开元寺”“北禅院”“南台寺”“麓山寺”的性质基本相同。

“均民力,彊国家。”上田、中田、下田是我国古代统治者按田土肥瘦来分配资源、人口,决定税赋的一种土地制度。田社是古代奉祀田神——土地神的处所或神庙,三国时期的曹植在其《社颂序》中说道:“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

出于对土地的依恋与崇拜,古人设“社”来祭祀上田,这应是铜官窑“上田社”题记的基本要义。同理,古代应有“中田社”“下田社”,甚至“荒田社”的存在,今天广州增城有上田社,云南普洱有中田社,漳州龙海有下田社,四川攀枝花有荒田社,这些“田社”,应与古代文献、与铜官窑的“上田社”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铜官窑诗文里的“南朝双壁”诗

长沙铜官窑诗文中有二首涉及到南北朝时期的二位著名僧人,一为释宝月,一为志公禅师,他们可谓是铜官窑诗文里的“南朝双壁”。

1.齐武帝太乐令释宝月

释宝月,俗姓康,一说姓庾,胡人后裔,南朝萧齐时期的诗僧、音乐家。其人,善解音律,颇有文名。

《南齐书·乐志》载:“《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

“不列于乐官”的释宝月在另一部文献中被明确记载为执掌国家音乐的太乐令。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齐永明中,释宝月为太乐令。”太乐令,“北齐为太常寺太乐署长官,从八品上,掌诸乐事。”品级虽不高,却服务于帝王。《南齐书》:“太乐令一人,丞一人。”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释宝月诗五首,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载:齐武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作《估客乐》,曰:‘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帝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宝月又上雨曲,凡四章。”

南齐(479-502)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仅有二十三年,为萧道成所建,史称南齐或南朝齐或萧齐。齐武帝萧赜,萧道成长子,南朝齐第二位皇帝。建元四年(482)即位,年号永明,是为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去世。《尧山堂外纪》中关于释宝月的故事,说的是萧赜“登祚以后”,也就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

释宝月的生卒时间及生平不详。据以上资料,可以推定,释宝月当活跃在南齐存在的二十三年间。释宝月向齐武帝献“四章”,以及《文献通考》载其永明中为太乐令的二件大事,当发生在萧赜登上大宝之后——即公元482年到493年的十一年间。

与铜官窑诗一首近似的释宝月诗,录如下:

有僧长寄书,无信长相忆。

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后来,释宝月“四章”诗中的第二章,即被“窑人”题写上了长沙铜官窑,原诗如下: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

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铜官窑“有信数寄书”壶)

(铜官窑“有信数寄书”壶)

铜官“窑人”将第一个“信”字改成了“僧”字,将“数”字改成了“长”字,将“心”字改成了“长”字,其他原文不动。

我想,释宝月诗的书写者——铜官“窑人”,应该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个佛门弟子,故改“信”成“僧”,变“数”为“长”,而易“心”为“长”,或者说,将“长”字,换了个位置。全诗,改了三个字,似乎在意境上,更接地气了些。

如果说,释宝月的原诗,更具禅意。那么,三百年后,经“窑人”改造过的这首,或许就是“窑人”自己当时的心情写照,已然蜕变成了一首表达爱慕,寄托相思的情诗了。

2.梁武帝“国师”志公禅师

释宝月在萧齐永明(482—493)时期任太乐令,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另外一位高僧——志公禅师的诗文也曾出现在铜官窑器物。

志公禅师(418—514),南北朝宋、齐、梁时期的高僧。据清严可均辑《全梁文》 卷七十一:“宝志一作保志,俗姓朱,金城(今甘肃兰州)人,宋泰始中年已五六十,俗呼为志公。齐永明中迎入华林园,寻住东宫后堂,天监十三年卒,葬钟山。”

志公禅师年少出家,参禅开悟。刘宋泰始年间(466—471),即被称为“神僧”。齐武帝供养禅师于华林园。后来,被粱武帝尊奉为“国师”,时常长谈,请开示法要。由于梁武帝的倚重,也就有了清吕熊《女仙外史》“古来志公禅师,叫做‘缁衣宰相’”的记载。

志公禅师道行高深,《全梁文》称其“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惧。”《全唐文》载“志公和尚者,实观音大士之分形者欤。”

志公禅师于梁天监十三年即公元514年12月圆寂,世寿96岁。据史料,志公禅师去世前,似有预兆。《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天监十三年卒。将死,忽移寺金刚像出置户外,语人云:‘菩萨当去。’旬日无疾而终。”

志公禅师圆寂后,梁武帝敕葬于金陵钟山独龙阜,并于墓旁建开善寺,谥“广济大师”。

铜官窑有近似志公禅师诗,录如下:

我见他家死,心中热如火。

不是怜此人,恐畏此着我。

(铜官窑“我见他家死”壶)

(铜官窑“我见他家死”壶)

此诗与志公禅师《劝世念佛文》中的“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四句基本相同,其意大体如下:你看到人家的离世,看到的只是人家的灾难?不,你应该警惕,“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他告诫人们,他人遭灾时,要感同身受,由人推己,常存悲悯之心。

忍辱波罗蜜是六波罗蜜之一,为大乘佛教的重要教理和修持法门。同时,忍辱作为一种品德修养,学佛必须学忍辱波罗蜜,所以,章炳麟如是说:“惟孔子亦曰克己复礼,浮屠有忍辱,皆自胜也。”

铜官窑有“忍”,“忍辱非人,非人忍辱”及“忍辱成端政(正)”等题记。其中,“忍辱成端政(正)”与《梁武帝问志公禅师因果经》中的“为人端正,从忍辱中来”一句意义接近,与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载的“为人端正,颜色洁白,辉容第一,见无不喜,从忍辱中来”内涵相同。

佛有“八忍”之说,所谓“忍为智之因,智为忍之果也。”“忍”反映了百忍成金的思想。只有忍受苦难,诚心修善,待死后轮回转世才能脱离苦海。

铜官窑器物上的系列“忍”题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动乱,人民生活的艰辛,也波及到了远离中原、偏安南方的铜官,这是“窑人”寄托于宗教,希望于来世的现实表现,也是佛家经典,志公禅师、释宝月诗文多现于铜官窑器物上的历史前提。

创造之于铜官窑,是其在唐五代二百年间生存与发展的强劲内核,铜官“窑人”在释宝月、志公禅师原诗的基础上,稍加改造,即“创造”出来另外的语境,与原诗一起,不朽了千年。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当代东方艺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