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铜官窑陶瓷文字考问历史

原标题：从铜官窑陶瓷文字考问历史

文丨邓继团

铜官窑“潭州准造”

一件铜官窑青釉储钱罐留有“潭州准造”四字，上面以釉下褐彩写有一段较长的文字：“潭州准造。道林寺慕主施二千五百人，各舍钱一千文，写大藏经五千卷，经藏一和舍利塔，藏满即略施同福，大中十二年七月日僧疏言白。福德藏。”

湖南理工学院教授钟兴勇先生在2017年第四期《长沙大学学报》刊载《岳州窑发生史略》一文却称：“长沙窑与岳州窑本为一体，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同时，该文认为：“隋开皇十一年(591)改岳阳县为湘阴县，包括铜官区域在内，地属岳州。”该文无论从文化，还是地域，都将长沙铜官窑纳入了岳州窑的范畴。

然而，从这件铜官窑出土文物来看，我们有理由说：铜官窑，潭州造。

（铜官窑青釉“潭州准造”储钱罐）

唐代盛行饮茶，文人士大夫以饮茶为韵事，对茶具也非常重视。而以州治命名窑场的历史也是在唐代，陆羽为始作俑者，他在《茶经》中说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他还说“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岳州窑因为陆羽的妙笔，而名垂千古。据著名历史学家陈先枢先生考证，“成名后的陆羽与湖南的仕绅官僚多有交往，几度寓居长沙，在长沙作幕宾，对长沙茶文化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寓居长沙的陆羽，却未能为“潭州窑”留下一笔，甚是可惜。

潭州是隋朝至明朝时期州治或府治长沙的古称。隋开皇九年(589)，以地有昭潭，改湘州为潭州，设立潭州总管府。隋大业三年(607)，改潭州为长沙郡。

在长沙铜官窑兴起的唐五代时期，潭州与长沙二名，曾多次交替使用：唐天宝元年(742)，潭州改为长沙郡;至德元年(758)，复改为潭州。后唐天成二年(927)，马殷“以潭州为长沙府”，长沙为楚国都城。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孙彦等著的《中国历代陶瓷题记》一书载有二方陶质墓志铭，一为《“大和八年”唐叔清买地券》，一为《“咸通八年”彭城刘府君陶墓志》。二方墓志都出土于铜官窑核心区域——石渚湖北岸觉华山。

《“大和八年”唐叔清买地券》长30厘米，宽25厘米，栏内阴刻文字13行，200字。买地券称：“大和八年，岁次甲寅，九月己酉，十三日辛酉，金(今)有潭州长沙县临相(湘)乡普乐里没故亡男人唐叔清，时年六十七岁亡没。”

《“咸通八年”彭城刘府君陶墓志》长46厘米，宽30厘米，正面阴刻楷书11行，349字。该墓志载六十岁的墓主人刘璿“唐咸通八年，岁次丁亥，八月建、丁卯朔，彭城刘府君沄(潭)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故——玄宗之世、紫金光禄大夫刘球公一十二廿(世)玄孙洽公之子、孝廉璿公，立志葬斯焉。”

无独有偶，铜官窑青釉储钱罐留下了“潭州准造”四字，还记载了道林寺的佛事，时间是“大中十二年七月日”。

大中十二年即公元858年。道林寺储钱罐上的文字，还带有一定的行政命令色彩，“准造”二字，体现了当时潭州府对铜官窑的监管。储钱罐与上述二通墓志铭一道，准确地告诉了今人，唐代的石渚，属于潭州，其地界上生产的风靡亚非二十余国的长沙铜官窑，当属潭州，而非岳州。

唐叔清去世于大和八年，即公元834年;刘璿去世于咸通八年，即公元867年，两者相隔34年，都葬于“潭州长沙县临湘乡普乐里”，也就是长沙铜官窑的故地。由于出土地点明确，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块陶质墓志铭，也是铜官窑的产品。

可见，三件珍贵的“潭州”款铜官窑文物上的年号，都在唐至德元年(758)到后唐天成二年(927)这一“长沙”被称作“潭州”的169年时间段之内。

岳州窑与石渚南一公里多的东汉石门矶窑同属于青瓷窑系，在唐代后期逐渐衰落，被与之毗邻的长沙铜官窑的釉下彩瓷器所代替。如果按照陆羽的命名方法，长沙铜官窑似乎叫“潭州窑”更为准确，而三件带“潭州”文字的铜官窑文物，似乎也在印证这一说法。

铜官窑里的“上田社”

《礼记》“祭法”: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史记》卷二十八：“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

“社”在古代指土地神和祭祀土地神的神庙、日子以及祭礼，如春社、秋社、社日;“稷”是谷神，古代君主祭祀“社”与“稷”。后来，“社稷”合而为一，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长沙铜官窑里有二件涉“社”器物，即“上田社”碗与“老寻家茶社瓶”。

（铜官窑青釉褐彩“上田社”记文碗）

对于“茶社瓶”的“社”字，可以作两种理解。第一，古时有春社、秋社，社日中的人们各以社糕、社饭、社酒等相互馈赠，用为供养。此“茶社瓶”或为社日装茶请客供养之用物。

第二，古时志趣相投者往往聚会结社。《都城纪胜》记载南京临安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则往彼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唐代饮茶之风兴盛，或亦有某种“茶会”“茶社”之团体，而“社”中所用之茶瓶，或可称为“茶社瓶”。《全唐诗》即载有“茶会”，如《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等。

说到“上田社”碗，方家多将“上田”注解为日本商人的姓氏，而将“社”字理解为类似于日本当下的公司。

其实，中国古代的典籍里多有“上田”的记载与解读。如《毛诗正义》：“上田谓垦耕，下田谓土地。”《周礼注疏》：“民虽受上田、中田、下田，及会之，以下剂为率，谓可任者家二人。”《春秋公羊传注疏》：“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兵车素定，是谓均民力，彊国家。”《汉书》“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旧唐书》里也有“上田”“下田”，甚至“荒田”的明确记载，那应该是把按田“肥瘦”而定税收的“尺子”：大历五年(770)三月，“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代宗李豫时期出台的这个政策，从时间上看，大体与铜官窑“上田社”碗的“出生期”相当，即唐中晚期。

论者以“上田”为日本姓氏，其实不然。据资料，古代日本人没有姓，只有名。187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准许包括以前不准拥有姓氏的平民在内的所有日本人拥有姓氏。1875年，颁布《平民苗字必称令》，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使用姓氏。此后，才有了日本的姓氏普及。因此，唐时期的日本，是否有“上田”之姓，值得商榷。

日本的“株式会社”，在中国相当于我们常说的股份公司。“株式”起源于18世纪，意为股份、股票和股权;会社有商会、合作社及有限公司等意思。

日本的姓氏与“株式会社”均是近代的产物，较铜官窑的“上田社”碗，晚了千年。可见，“上田社”题记碗，当为“窑人”为上田之“社”——上田的土地神而定制的专用祭器。它或用于装祭品，或盛祭酒，属于民间信仰中的物品，与铜官窑其他带宗教色彩的题记器物，如“道林寺”“开元寺”“北禅院”“南台寺”“麓山寺”的性质基本相同。

“均民力，彊国家。”上田、中田、下田是我国古代统治者按田土肥瘦来分配资源、人口，决定税赋的一种土地制度。田社是古代奉祀田神——土地神的处所或神庙，三国时期的曹植在其《社颂序》中说道：“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

出于对土地的依恋与崇拜，古人设“社”来祭祀上田，这应是铜官窑“上田社”题记的基本要义。同理，古代应有“中田社”“下田社”，甚至“荒田社”的存在，今天广州增城有上田社,云南普洱有中田社，漳州龙海有下田社，四川攀枝花有荒田社，这些“田社”，应与古代文献、与铜官窑的“上田社”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铜官窑诗文里的“南朝双壁”诗

长沙铜官窑诗文中有二首涉及到南北朝时期的二位著名僧人，一为释宝月，一为志公禅师，他们可谓是铜官窑诗文里的“南朝双壁”。

1.齐武帝太乐令释宝月

释宝月，俗姓康，一说姓庾，胡人后裔，南朝萧齐时期的诗僧、音乐家。其人，善解音律，颇有文名。

《南齐书·乐志》载：“《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

“不列于乐官”的释宝月在另一部文献中被明确记载为执掌国家音乐的太乐令。据元马端临《文献通考》：“齐永明中，释宝月为太乐令。”太乐令，“北齐为太常寺太乐署长官，从八品上，掌诸乐事。”品级虽不高，却服务于帝王。《南齐书》：“太乐令一人，丞一人。”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得释宝月诗五首，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载：齐武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祚以后，追忆往事，作《估客乐》，曰：‘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感忆追往事，意满辞不叙。’帝使乐府令刘瑶管弦被之教习，卒遂无成。有人启释宝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谐合。敕歌者常重为感忆之声。宝月又上雨曲，凡四章。”

南齐(479-502)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仅有二十三年，为萧道成所建，史称南齐或南朝齐或萧齐。齐武帝萧赜，萧道成长子，南朝齐第二位皇帝。建元四年(482)即位，年号永明，是为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去世。《尧山堂外纪》中关于释宝月的故事，说的是萧赜“登祚以后”，也就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

释宝月的生卒时间及生平不详。据以上资料，可以推定，释宝月当活跃在南齐存在的二十三年间。释宝月向齐武帝献“四章”，以及《文献通考》载其永明中为太乐令的二件大事，当发生在萧赜登上大宝之后——即公元482年到493年的十一年间。

与铜官窑诗一首近似的释宝月诗，录如下：

有僧长寄书，无信长相忆。

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后来，释宝月“四章”诗中的第二章，即被“窑人”题写上了长沙铜官窑，原诗如下：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

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铜官窑“有信数寄书”壶）

铜官“窑人”将第一个“信”字改成了“僧”字，将“数”字改成了“长”字，将“心”字改成了“长”字，其他原文不动。

我想，释宝月诗的书写者——铜官“窑人”，应该知道这首诗的作者是个佛门弟子，故改“信”成“僧”，变“数”为“长”，而易“心”为“长”，或者说，将“长”字，换了个位置。全诗，改了三个字，似乎在意境上，更接地气了些。

如果说，释宝月的原诗，更具禅意。那么，三百年后，经“窑人”改造过的这首，或许就是“窑人”自己当时的心情写照，已然蜕变成了一首表达爱慕，寄托相思的情诗了。

2.梁武帝“国师”志公禅师

释宝月在萧齐永明(482—493)时期任太乐令，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另外一位高僧——志公禅师的诗文也曾出现在铜官窑器物。

志公禅师(418—514)，南北朝宋、齐、梁时期的高僧。据清严可均辑《全梁文》 卷七十一：“宝志一作保志，俗姓朱，金城(今甘肃兰州)人，宋泰始中年已五六十，俗呼为志公。齐永明中迎入华林园，寻住东宫后堂，天监十三年卒，葬钟山。”

志公禅师年少出家，参禅开悟。刘宋泰始年间(466—471)，即被称为“神僧”。齐武帝供养禅师于华林园。后来，被粱武帝尊奉为“国师”，时常长谈，请开示法要。由于梁武帝的倚重，也就有了清吕熊《女仙外史》“古来志公禅师，叫做‘缁衣宰相’”的记载。

志公禅师道行高深，《全梁文》称其“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惧。”《全唐文》载“志公和尚者，实观音大士之分形者欤。”

志公禅师于梁天监十三年即公元514年12月圆寂，世寿96岁。据史料，志公禅师去世前，似有预兆。《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天监十三年卒。将死，忽移寺金刚像出置户外，语人云：‘菩萨当去。’旬日无疾而终。”

志公禅师圆寂后，梁武帝敕葬于金陵钟山独龙阜，并于墓旁建开善寺，谥“广济大师”。

铜官窑有近似志公禅师诗，录如下：

我见他家死，心中热如火。

不是怜此人，恐畏此着我。

（铜官窑“我见他家死”壶）

此诗与志公禅师《劝世念佛文》中的“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四句基本相同，其意大体如下：你看到人家的离世，看到的只是人家的灾难?不，你应该警惕，“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他告诫人们，他人遭灾时，要感同身受，由人推己，常存悲悯之心。

忍辱波罗蜜是六波罗蜜之一，为大乘佛教的重要教理和修持法门。同时，忍辱作为一种品德修养，学佛必须学忍辱波罗蜜，所以，章炳麟如是说：“惟孔子亦曰克己复礼，浮屠有忍辱，皆自胜也。”

铜官窑有“忍”，“忍辱非人，非人忍辱”及“忍辱成端政(正)”等题记。其中，“忍辱成端政(正)”与《梁武帝问志公禅师因果经》中的“为人端正，从忍辱中来”一句意义接近，与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载的“为人端正，颜色洁白，辉容第一，见无不喜，从忍辱中来”内涵相同。

佛有“八忍”之说，所谓“忍为智之因，智为忍之果也。”“忍”反映了百忍成金的思想。只有忍受苦难，诚心修善，待死后轮回转世才能脱离苦海。

铜官窑器物上的系列“忍”题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动乱，人民生活的艰辛，也波及到了远离中原、偏安南方的铜官，这是“窑人”寄托于宗教，希望于来世的现实表现，也是佛家经典，志公禅师、释宝月诗文多现于铜官窑器物上的历史前提。

创造之于铜官窑，是其在唐五代二百年间生存与发展的强劲内核，铜官“窑人”在释宝月、志公禅师原诗的基础上，稍加改造，即“创造”出来另外的语境，与原诗一起，不朽了千年。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当代东方艺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