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麟:乡村振兴 大德至理
湖南

孙麟:乡村振兴 大德至理

2020年11月16日 12:10:15
来源:乡村相见编辑部

原标题:【农创专栏】孙麟:乡村振兴 大德至理

作者 | 孙麟

乡村振兴 大德至理

——在大理大学的演讲提纲

湖南农道公益基金会

孙 麟

(2020年11月16日)

尊敬的王华校长、褚远辉副校长、各位教授、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感谢大理大学的信任与厚爱,今天授予我客座教授的称号。对此,我深感荣幸,深怀感激,更深感责任重大。我将努力与大家一道,共同努力,为大理大学的美好明天和美好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今天,农道基金会与大理大学达成战略合作,在苍山洱海之间这个最美的大学,建立致力于乡村振兴理论研究的“乡村相见”工作室,我特别激动,又有些惶恐。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他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自此,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迅速全面实施。

从1996年的乡村建设到2018年的乡村振兴,到今天,我们一直在一线做了许多探索。我们认为,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确是一件艰难而又庞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上有中央的领导和部署,下有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充满必胜的信心。今天,我们有了大理大学的支持,有了专家教授的指导,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借此机会,我先从六个方面向各位老师、同学们汇报一下我们做乡村建设的一些心路历程,分享一下我们做乡村建设的一点心得体会。

一、我和大家一样,是一个深情乡村情结的人

我个人是有一些乡村情结的,说不出具体原因,就是喜欢乡村的宁静,喜欢吃乡村里农民自己种的粮食和小菜。我平时也住在长沙的乡村,叫做开慧乡,就是杨开慧的家乡。1996年以来,又懵懵懂懂地走向了乡建这条路。也许,可以用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的话来替我作答:“过去的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动因,就是要去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回到农村,也是在补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当你和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建立起某种精神联系,生命就有了底色,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职业,你都是有根的,你都有一个精神的家园。”

我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本质还是在于出发点不同,西方建立在工商、游牧文明基础上,而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乡村,正是中国的“根”,是中国人心灵的栖息之所。可是,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逐渐走向衰落,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同时,随着城市越快发展,问题也越多呈现,带来的是城乡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加上不断商业化,消费主义盛行,又带来利己主义和实利主义盛行,带来的是人的“物化”和“异化”,人们更加焦虑,精神缺少依托……在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人类作为个体是艰难的,但整体上总是有一种向上的朝气,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担心着生态崩溃、病毒爆发、核弹战争、人工智能替代等灭顶之灾,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着危机。

人都涌进城市,但不能吃钢筋水泥,人能一定程度生活在虚拟现实的网络世界中,但终究要吃实实在在的粮食,不能吃弥漫在空气中的WI-FI信号,不能给自己的屁股插根电,说充电五分钟,干活24小时。所以说,人们可以离开乡村,但永远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农业。我们需要乡村,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最近甚至喊出了“又到农村救中国的时候”。他多次分析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曾有三次救中国的情形。其实,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7年聚焦三农。由于三农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许多问题,三农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的确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今天,在提出内循环的新时代背景下,在扶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收官后,可以预见的是,从即将到来的2021年,关于三农问题,一定还有更重大的举措和重磅的政策出台。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央连续提了这么多年的三农问题,一方面是极其重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乡村建设的成效并不突出。不然,也不会一年一年反复提。我们在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确取得了许多成绩,也确实看到很多问题。例如:乡村振兴的口号都是国家政府和城市的企业单位在喊,却没有几个农民提起。乡村振兴的主力是农民,只有启发教育,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自发自动的精神,才可能真正搞好。我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乡建团队和农民一定是一种平等关系。既不是过去的下乡去改造,也不是把农民当“救济”、“施恩”的对象。乡村建设应是一种“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我们到农村去,只是去帮忙,不能去添乱。

二、我们进行了持续20多年的乡村探索与建设

既然想改变乡村,那就要躬身入局,着手开干。看到乡村建设得还不够好,更想要自己去摸索些好的办法出来。乡村建设是个世界性难题,中国曾拥有人类最典型、最精致的农业文明,更应该走出自己乡村建设的特色之路。

我们最早涉及乡村建设,要从1996年成立润孚生物公司说起。20多年来,我们从湖南张家界大鲵人工繁育畅游山涧溪流,到汉寿枳壳产业园千亩连片硕果累累;从海南省南强、石山美丽乡村建设,到“洞庭之心”南县一体化乡建实践;从崇山资本引导乡村共建,到今年与湖南省浏阳市、长沙县建立乡村产业基金;从农道公益基金会用公益文化激发社会力量,到第一个“乡村相见”公益空间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山村落地……如今,又紧锣密鼓地商谈广西自治区上林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江西省安源矿山修复助推乡村振兴项目,等等。

回头一看,20多年了。我经常去项目地,我们许多员工更是生活在乡村。今天,我们需要总结自己,更需要审视自己、剖析自己,才可能更好地发展自己,更好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乡村振兴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去,做出我们的一份努力!

三、我们需要直面与解决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中的真问题

20多年风雨乡建之路,我们创造了一些小成绩,更走过不少弯路。比如日本EM(复合微生物)技术的推广、牡丹籽油的投资、农业展会的推动等,都花去了不少时间、精力和以千万元计的资金,但都没有干成。我们知道,这是教训。做好任何一个农业项目,需要全息生态思维。也就是说,需要一种生态思维,单一性思考、单一性行动,都可能陷入困境。我认为,这一点,需要特别警惕与自觉!

20多年来,我们有些项目,单独地看,侧面地看,也很有亮点。例如海南省南强村、石山村项目,村子建得很漂亮,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视察了,也给出了肯定和很好的评价。现在,时间一长,从更高角度来分析,就发现了不少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比如,做一个项目,怎么能培养出好的一个几个好的产业出来呢?一个项目怎么能长期繁荣的健康运营下去呢?还有,我们给乡村建设真正带来了多少好的改变呢?给别的乡建团队贡献了什么经验和智慧呢?

所以,我们自己看到的是,乡村建设这么多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还是缺少可复制的样本效应,还缺少在整个行业的影响力。

所以,我想说的是,乡村建设是一个做大的事业,需要解决真问题,首先需要直面真问题。乡村建设不能只有情怀,不能只靠情怀,更需要理性、好的思路、好的设计,到时候需要好的作为、好的作用、好的影响力!

四、乡村建设、乡村振兴需要一个系统的“一体化乡建解决方案”

许多年来,我们要么做农业产业,要么做美丽乡村建设,都是单一项目的建设思路。发展农业产业只做产业,修复生态环境只做生态,建设美丽乡村只做营建,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发展产业的钱从哪里来?修复生态的效益从哪里体现?乡村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需要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因此,就有了我们在湖南省南县的“一体化乡建模式”。

这已经成为我们今后工作中的一个重点、难点与突破点。

湖南省南县的“一体化乡建模式”,是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批复的全省首个“土地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农业产业化”示范项目,我们打造了一个“取之于地,用之于民;三生融合,统筹发展;产业引领、全面振兴”的一体化模式。

第一个问题是,乡村建设的钱从哪里来?

依靠政府财政支出打造某个亮点,依靠大型企业为了社会责任的捐建,这些方式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政府没有钱,但政府有政策,乡村有资源,需要我们去实现资源变成资本,构建乡村资源价值实现路径。南县这个项目,我们是以土地为切入口。我们的土地政策有两个工具和手段,一个是耕地占补平衡,一个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说直白一点,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坚守不变,城市建设用地占去的耕地指标,可以到乡村增加的指标中去购买。目前从政府角度推动,这是最市场化的,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做法,用一种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发达区域反哺欠发达区域的制度性安排。乡村产生出来的耕地指标,耕地提升的产能指标,都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有市场,并在规定的渠道实现竞价交易,每亩数万到十几万元的指标价格,体量非常巨大。政府什么也不用出,只是给了社会乡建力量一个机会,有社会资本和建设队伍进来,整治提升的土地通过指标交易,政府很容易增加巨额收入,参与的建设单位有利润,老百姓也顺带受益。所以政府有积极性,企业愿意参与,老百姓也欢迎,这是提供乡村发展资金的好路径。

第二个问题是,乡村建设平台怎么打造?

解决了钱和资源的问题以后,钱和资源怎么在乡村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也就是说,乡村产业怎么导入、生态环境怎么修复、美丽乡村怎么建设、建造的项目怎么运营的问题?

从根本上说,引领乡村振兴的就是产业,产业才是带动乡村发展的魔法棒。我们的通常做法是:一是为当地龙头产业的产业基础做配套; 二是做产业升级及延伸,扶持龙头企业;三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入和打造特色农业产业。

举例来说:稻虾产业是南县的核心产业,小龙虾销量全国排名前两位,那我们为南县争取的一万亩旱改水土地指标,在做土地整改时,从水系、道路、规划都改造成生态稻虾田。当地的龙头企业顺祥水产,流转1000亩田,每年只需几百万的流转费用(以耕地当年的稻谷年收益为标准)。若流转的是普通耕地,光生态稻虾田的整改就得花2000万;一万亩土地的综合整治,相当于我们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当地产业的配套节省了2个亿。而一万亩水田按原计划的指标交易,收益是 6 个亿。扣除成本,政府从收益中,还可拿出2个亿用于本地5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一个百万平方米湿地湖的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

生态修复也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南县情湖的例子:发展生态稻虾田,冬天缺水,情湖的生态修复,去掉两米高的污泥,既给产业提供了足够的灌溉用水,又成为了生态湿地公园,沿湖建立小龙虾体验中心,改造出乡居民宿,能带来很大一笔餐饮、文旅收入。若只是单做生态改造,那就是花钱的事,光清淤就得花5000万,钱从哪里来?谁又愿意来出?所以,只有综合整治带来的综合价值,才能让生态修复得到真正实现,通过土地综合整治,统筹解决各类乡村问题。另外,改造出来的生态稻虾田,稻、虾的产量更高,售价更贵,农民得到了实在的收益,主动就把自己的田也进行了改造。村民们就是这样,说得再多,也不太起作用。只有实实在在做出成绩、做出效益、做出样本来了,村民才能主动去做。若只谈生态有多好,得不到实际改善的,政府花钱做了生态修复,也得不到很好的保持。

所以,不能就产业谈产业,就生态谈生态。这是一个综合解决的方案,不仅要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还需要有一个花一份钱、干好几份活的发展思路。只有这样做,乡村建设的效益就凸显出来了。

在湖南南县,我们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还在当地建设了包含医共体、幼儿园、商事服务中心、村务服务中心、电商物流中心的“五位一体”的公共设施,我们把它叫做“乡村相见小院”或者“乡村相见”书院。我们农道公益基金会直接设计、运作“乡村相见”书院,同时引导社会公益力量通过这个书院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如今,大多数乡村不缺“硬件”,缺少的是“软件”,都建设了很多养老、村务的活动中心,但没有人气,基本上都是“铁将军”把门,要解决好乡村这个“一把锁”的问题,最重要的就不是建造,而是运营,要帮助做好乡村治理和文化提升。

当然,一体化乡建并不都是土地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体化,各乡村情况不一样,要整合的内容也不同,但乡建一体化的理念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提升了效率和效益。因此,我们坚持从整体出发,重构乡村价值。为此,我们还构建了营造、产业、文化、金融四大赋能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发力,共同做好乡村建设。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中国新时代的一体化乡建赋能平台”。

乡村建设必须通过多平台共同赋能,因为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的、新时代的社会构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大目标,既需要全社会的智慧、智力,更需要营造、产业、文化、金融等方面的综合力量。

五、我们需要唤醒更多团队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做大的乡村振兴战略中来

我们的一体化乡建,同样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理念的适配性

一体化理论符合政府痛点,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对接的单位是不同部门,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有现实的财政压力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有认知高度和水平的问题,有短期需求和长远目标不一致的问题,都会影响合作和实际操作落地。

2、资源整合的难度

乡建资金来源,还需要更多金融解决方案和路径,而产业是关键的关键,要无缝匹配乡村产业很难,乡村的东西都是地里长出来的,这才有生命力,外边移植的不容易成功。我们正在打造“乡村相见”公益空间和“乡村振兴产业基金”两个产品,希望从文化运营和产业金融角度,为一体化乡建助力护航,打造成为我们乡建的“一体两翼”。因为时间关系不做展开,希望能有机会下次分享,并得到各位专家导师的指点和完善。

3、人员团队组织难

乡村建设是一个综合门类,既要杂家,又要专家;专业人才集中在城市,是否愿意下乡和常驻乡村。乡村建设产生的效益能否支撑一个全面综合又很专业的人才薪资需要?这些都还是困扰我们的问题。

所以,无论我们做了多少、做得如何,我们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还需要唤醒更多团队和社会力量参与。最好的唤醒方式是行动起来,让别人相信你的最好办法,就是真干;让别人得到指导的最好方式,就是把项目做出来,把内容总结出来。

到今天,我们虽然在内容创造上有了起步,从乡建基础理论,到乡村的土地、产业、营建、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文章都有总结发布,也有鲜明的观点,但是远远不够,更不深刻!

比如,说到乡村建设,我们认为,“本质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乡关系不仅是一种结构关系,而且是一种行动关系,包括人员、资源、信息、商品、技术等要素流动”;

说到乡村教育,我们提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好校长,加一个好村长,就是一个好乡村“;

说到土地的土地价值,我们认为,“每一个乡村独特的地理和气候,都是大自然赋予的最好的礼物,运用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创造独具特色的‘山头’和产品价值”;

说到乡村金融,我们认为,要“带产业进村,带资本下乡。城市资本的产业延伸,就是乡村建设的产业提升”。

可以说,构建乡建理论体系,践行实施,我们都是认真的。但未来更需要大理大学“乡村相见”工作室帮助做理论提升,需要在座的专家导师帮助指导,共同给予总结与提高。

六、我们对与大理大学的合作充满真诚、充满信心、充满期待,期待我们合作的成果像洱海一样美丽,像苍山一样雄健

我们农道基金会的一个基本理念是,依托大理的地域优势,与大理大学达成战略合作,我们希望大理大学这个服务国家战略的人才培养基地,成为乡村振兴辐射东南亚的桥头堡,成为民族多样性的乡村振兴示范点,成为乡村振兴专业人才的培训中心。

我知道,一个好的教育,一所好的学校,都在做三件事:第一是知识平权(把高高在上的知识,用更低的门槛、更方便的手段分享给更多的人)、第二是气氛营造(创造各种各样的空间、机缘、氛围、关系、让学生找到学习的兴趣)、第三是边界扩展(把原来没有机会进入象牙塔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崭新知识也囊括进来)。从2500年前的孔老夫子,到100年前的北京大学,再到42年历史的大理大学,一所好学校,无不是都在努力为人民、为国家、为人类做好三件事。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建设与发展中,参与并解决“乡村振兴”理论与实践,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所好大学的重要目标与使命。为此,我已经看到的一个美丽的前景是,作为一所矗立在中国最美山水田园之间的大理大学,作为中国西南民族文化融合与世界文化紧密交汇、融合的大理大学,一定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更好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说到这里,我又要提北京大学那个钱理群教授了。他是一个非常关心、关注乡村社会、乡村教育的学者。他却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当然,钱理群教授讲的是一个极端个别现象,更是一种严肃的警醒。今天,站在大理大学,我想表达的敬意是,大理大学设立滇西社会治理和乡村振兴研究院,设立大理乡愁研究院,今天又放下身份与我们乡建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进有关研究,我再一次看到了大理大学的家国情怀、人类情怀与对大学使命的坚守与发展!

乡村建设则是一项需要情怀、理想和社会责任的大事。我们的乡村建设还在发展过程中,许多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即使是营建、产能、文化、金融四大赋能体系的构建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乡建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培养大量的乡建人才,培养更多人、推动更多人参与到乡村振兴这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今天,依托大理大学的支持与合作,我们一定要共同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够在云南打造出新时代的“蝴蝶泉边”最美乡村建设的样本,共同打造出乡村振兴一体化理论的“六脉神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