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理智和脊椎

我是一个长期处于“逆境”中的写作者

  凤凰湖南：收集在《薛忆沩对话薛忆沩》一书中的第一篇访谈的题目是《薛忆沩采访薛忆沩》。这时候，您在《天涯》等杂志上的出现已经引起关注，而您的《遗弃》经过修订也已经再版，您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正处在腾飞的前夕。这种对自己的采访是不是您的一种自我打气方式？之前那么长时间处在逆境之中，您是不是特别善于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打气”？

　　薛忆沩：在1991年的春夏之交，我的文学生命遇到了不可抗拒的阻力。因此一段将来也许会成为文学史话题的长达五年的“文学休耕”出现在我的人生记录中。创作之火的重燃已经是1995年夏天的事，而“薛忆沩”重新在杂志上出现已经到了1996年的春天。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就开始于这个时候。

  你提到的访谈是三年之后才完成的。这时候，我的确正处在又一次腾飞的前夕。是 的，这种对自己的探问或者说这种对个体生命的追索是我为自己“打气”的一种方式。这种探问 和追索让我看到精神生活的意义。我是一个长期处于“逆境”中的写作者。我需要不断用“精神胜利法”来支撑自己的理智和脊椎。

　　凤凰湖南：有人说你的作品太理性，你怎么回应这种说法？

　　薛忆沩：十六年前在伦敦与一位著名的文学教授交谈的时候，他突然抱怨王小波作品“理工科”的痕迹太深。我马上提醒他说我也是“理工科”出身的，有点自投罗网的意思。没有想到，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对我做了“不同”的处理。他说：“你不同，你的作品将‘情’和‘理’融合得很好。”莫言的一位法文译者在读完我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之后，也对作品表现出来的“脆弱”大加赞赏，说那种文学的特质正是大多数中国文学作品中缺失的。

  我在加拿大的出版商不久前在一篇关于“深圳人”系列作品的短文中也特别提到作品对人物的“悲悯态度”。是的，我的作品里充满着这种悲悯的情怀，哪怕是像《与狂风一起旅行》那样的小作品都不例外。说我的作品太理性的人如果不是眼光和心灵不够精细，就应该是没有认真读过我的作品。

　　凤凰湖南：您觉得，哪个群体对您的作品最为认同？原因在哪里？

　　薛忆沩：这些年我在国内的图书推广活动很多，与读者的接触也很多。最认同我的当然是那些对文学有很高鉴赏水平的读者。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在当代中国很活跃的年轻的写作者和研究者。

  在《空巢》出世之后，我的读者群迅速壮大了。这次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薛忆沩文丛”三种受到的欢迎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读者的文学鉴赏力近年来的确有很大的提高，这是每一个虔诚的写作者的幸运。

　　凤凰湖南：如果写《薛忆沩采访薛忆沩》的时候，您处在第二次文学生命之中，那么截止目前为止，您的文学道路上到底有过几次生命？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薛忆沩：我已经在其他的一些访谈中详细解剖过自己的文学生命了。我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三次文学生命。第一次从《作家》杂志头条刊出我的中篇小说《睡星》开始，到1991年的春夏之交，一共持续了四年；第二次从1996年开始到我2001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一共持续了五年；第三次从《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2004年在《书城》杂 志上首发一直到现在，这其中又以2012年以来最近这四年更为耀眼。我相信，这第三次文学生命 现在仍处在壮年，它的荷尔蒙存量还让我有用之不竭的感觉。

为了文学，我必须“生活在别处”

　　凤凰湖南：你经常强调自己是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对写作很重要吗？

　　薛忆沩：个人独特的感知力和表现力始终是文学创作的根基，而个人的处境以及个人与历史和社会的冲突应该是文学关注的焦点。正因为任何个人都是“脆弱”的，文学就应该是一种“示弱”的文化形态，“悲天悯人”就应该是文学的基本气质。正是对“个人”的关注使文学具备了普世的价值，使写作具备了永恒的意义。

　　凤凰湖南：你现在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薛忆沩：更准确地说，我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作品中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诉求。当然，遇上现实的岩礁或者遇上一个缺乏理想的时代，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世界”的说法。我相信文学是一种“批判的武器”，能够让世界朝好的方向改变。

　　凤凰湖南：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作家和作品？

　　薛忆沩：文学是最神圣的事业。我喜欢那些对这种神圣有自觉意识的作家。他们将文学视为宗教，他们对语言和生命怀抱着极度的热忱和虔诚。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朝圣。这些作家的作品一定是对语言的一种贡献，也一定是对认知的一种贡献。

　　凤凰湖南：您虽是长沙人，也是在本地长大，外表和气质却都并不像地道的长沙人，反倒有“外省人”的异质，您觉得呢？原因在哪里？

　　薛忆沩：我也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知道当年湖南的文坛有“湘军”的盛名吗？我从来没有被人当成是那支队伍里的一员。但是我与其中的一些风云人物还是有过一些接触。记得1990年春天的一天，两位“湘军”中的少壮派被一位出版社的朋友带到了我家里。我久闻他们的大名，却是第一次与他们见面。一阵短暂的交谈之后，其中的一位突然深有感叹地说，我们“湘军”的风格是不 是应该变一变了？！他感叹的大概就是我与他们“气质”的不同。

  后来，残雪（她可以说是“湘军”中的猛将吧）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谈话里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我的这种“不同”有先天的原因，我父亲就是“外省人”，我具备生物学意义上的杂交优势；这种“不同”也有后天的原因，我的专业是科学，我从小又迷恋哲学，还喜欢学习各种各样的语言，我也具备知识上的杂交优势。

　　凤凰湖南：从长沙到深圳，再到蒙特利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迁移路线？能够详细谈谈这两次迁移的转折点吗？我想知道一些生活的细节。还有，这样的迁移会让你感觉疲惫吗？

　　薛忆沩：首先是向南到更热的城市，然后又向北到极冷的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迁移路线？从长沙到深圳的迁移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末期。那时候，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震荡。那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至今经历的最大的震荡。它应该就是第一次迁移的历史原因吧。第二次迁移的原因表面上个人一点，而事实上也与历史有许多的瓜葛。当时我已经在获得全国性的名声，因为 《遗弃》的被发现，因为我在《天涯》等处发表的那些新作品……但是我意识到中国的浮躁会伤及我的创造力。我意识到为了文学，我必须“生活在别处”。这种严格服从命运逻辑的迁移从来 没有让我感觉过疲惫。

　　凤凰湖南：能够介绍一下您在加拿大的写作环境吗？与国内不同之处在哪？

　　薛忆沩：宁静、单纯、孤独、美。还有常年清新的空气，还有永远辽阔的视野：文化和自然的视野……还有什么更好的写作环境呢？！一个特别的例子，在这将近十五年的异域生活里，我用在饭局上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二十四个小时。这应该是“中国之最”吧。每次想到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激自己当年“不远万里”迁移到地球另一侧来的决定。这是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贡献的决定。

我能够“超然物外”，但不可能“超然”于历史之外

　　凤凰湖南：有人形容您的作品带有转型期中国的面貌，与“乡土中国”型的作家风格迥异。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薛忆沩：中国现在已经是城镇人口占优势的国家，“乡土中国”从形式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我的写作里，城乡的差别从来就不存在。我关心的是人，是人丰富的内心。城市人和农村人对我都是有丰富内心的人。

  我的写作要去发现的是普遍性的人或者人的内心中普遍性的奥秘。我写过一篇题为《春天里最后的那个清晨》的小说。它是我非常得意的一篇作品。它的长度不到一千五百字。其中的两个人物都是农民，场景也完全“乡土”，但是它绝对不能归于“乡土文学”。我的作品有很深的历史纵深，不仅仅呈现转型期的中国面貌。

　　凤凰湖南：有些作家比较倾向于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如莫言等，在您的文学世界里，是否也有一个“秘密花园”？

　　薛忆沩： 你是说一个如“高密”那样的秘密花园吗？没有。我的人物大都是流动人口，他们都已经走出了地理意义上的局限。就连“深圳人”系列小说那种带有明确地理标签的作品都有意抹去了具体的物质标识。我关心的是心灵的秘密。

　　凤凰湖南：在您的作品里，可以明显看出您从一个“超然”的位置来看待周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这种“超然”也体现在您的现实生活中，如您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纯净的写作环境，您的写作会不会因此给人隔岸观火的感觉？

　　薛忆沩：我不是太理解你的这种说法。我的大量作品都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这个叙述者始终处在生活的敏感部位。他（她）是一个战栗的感受者。他（她）在常人不以为然的地方感受着生活的荒谬和痛。同时他（她）对“纯真”、“亲密”和“爱”充满了渴望。只是到了最近的两部长篇小说中，我才有意安排了“超然”的角色：一个是《空巢》中的“老范”，一个是刚在《作 家》杂志上刊出的《希拉里、密和、我》中的“王隐士”。而哪怕是这有意的安排，读者也会看 出我在这些“超然”的人物身上倾注了很深的“情感”。看看“老范”半夜里给叙述者写来的那 封信。想想“王隐士”为什么要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

  从这些细节看，他们也许可以说并不“超然”。我自己表面上是“超然”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之外的，因为我住在万里之遥，又舍不得花时间上网，也没有微信和“朋友圈”，但是那只是表面。事实上，我将现实当成历史，而我对历史有超常的敏感。我曾经是一个极度敏感的孩子，我现在还像一个孩子一样敏感。我能够“超然物外”，但是不可能“超然”于历史之外。

　　凤凰湖南：有人认为，中国的写作者一直都有一个期盼，期盼能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对于这个观点，您赞同吗？如果问自己，觉得自己身上是否有这样的倾向？

　　薛忆沩：被西方人认同一方面是殖民主义时代留下的病态情结，另一方面又是文学史本身的合理要求，因为现代的文学成就，尤其是现代小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确立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所有用非西方的语言写作的写作者都应该面临着这种尴尬。

  而随着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消解以及作为市场力量的萎缩，加上全球化大环境下的人口大迁移的浪潮的冲击，这种尴尬就会出现更加复杂的变形。我相信写作者克服这种尴尬的最好方式就是怀着对文学传统的极大敬意，直面人类的状况和终极的问题，用文学这种“批判的武器”对人性做出最富独立性的呈现。写出具有普世价值的作品才是一个写作者应有的期盼。

　　凤凰湖南：您的写作风格，语言、行文风格都比较西化，而您的作品在国内一直被定义为“小众”作品，西化的因素对于国内读者理解您的作品是否是一种障碍？

　　薛忆沩：白话文本身就是西化或者试图西化的语言，而在中国占统治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的思想。还有，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发展”和“现代化”等等也都是西方的概念。还有，中国的图书市场上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作品占有惊人的份额（相比之下，美国人几乎是不读翻译作品的），也就是说中国图书市场“西化”的程度高得难以理喻。从“西化”这个角度是无法解 释我在中国的读者接受状况的。

  另外，又有人说我的写作是“知识分子”（注意：“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西化的概念）的写作。这也许就是我“小众”的一个原因，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其实在任何国家都一样）是“小众”的。事实上，我“小众”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与生俱来的独特性和我坚持不懈的独立性。

  你刚才说我不像长沙人，而早就有人说，我是中国少有的无法归类的作家。我一直远离“主流”，也不属于任何“小圈子”，我的写作是在文学的祖国里孤独和纯粹的攀援。“小众”的接受对文学并不是坏事，正如孤独对作家并不是一种有害的状态一样。

　　凤凰湖南：那么，西方读者在阅读您翻译后的作品，又有什么样的反馈呢？这两边的接受度，是否存在一个矛盾点？

　　薛忆沩：五年前，当我的短篇小说《老兵》被翻译出来之后，蒙特利尔大学一位英美文学的教授写过一段很精彩的评论。那是很符合我的文学理念的评论。那是完全从文学的立场来进行的评论。最近我的“战争”系列小说的英文专辑和我的“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文译本也获得了这种“纯”文学的反馈。

  我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学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被当成“文学”而不是其他什么的衍生品 来看待。我也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学在其他语种里能够从两个方向突破“汉学家”的书斋，一方面 能够被揽入更宽阔的知识视野同时能够被那些语种中的同行接纳，另一方面又能够获得更多普通 读者的认同。

  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学才会对世界的文明做出真正的贡献。我自己的翻译才刚刚开 始。这些作品到底能够获得怎样的“接受度”对我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