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出租车攸县籍司机生活:像“无脚鸟”终生辛劳

传播学教授丁未做了5年的“田野调查”，只为观察“无脚鸟”。

这种“鸟”，一天12个小时基本上脚不沾地；一年甚至几年才回故乡看一看；一辈子都在操劳，只为让后代不再步自己的后尘。

“无脚鸟”就在丁未生活的深圳，大街上随处可见。伸手拦住一辆出租车，可能就见到了“无脚鸟”。

这个含着怪诞与悲凉的词，是丁未对在这座城市里开出租车的湖南攸县籍司机的命名。“他们就像无脚鸟，始终在飞。一方面他们每天一半的时间在车上；另一方面他们始终是攸县人，城市不是最终的家，他们被‘抛在空中’。”她感慨道。

丁未从社区传播的角度，研究深圳一个城中村的流动人口。这个城中村叫石厦村，位于深圳市中心位置，与福田区政府仅一街之隔，周边有商业中心，还有高档酒店，一幅繁华景象。

走进村子却是另一个世界。在这块只有0.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万余人。丁未第一次跟着一名攸县籍出租车司机进村走了一段后，感觉“像是从古到今经历了好几个年代、好几重空间”。

“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没出息”

老肖就是丁未所说的“无脚鸟”。他从早晨7点开始“飞”，晚上7点才下班。这12个小时，除去午饭和上厕所的时间，他几乎全在车轮子上转。

4月一个早晨，老肖6点半从床上爬起来，洗漱一番。妻子已为他准备好早饭，两菜一汤。菜是自制的腊肉和烧青菜，汤为海带炖排骨。

他坐在餐桌前，匆匆扒拉几口，拿起一个黑色手包，就赶着出门。包中装有开出租车所需证件、数百元零钱以及一点胃药。出租车司机生活不规律，不少人身体有毛病。

“一觉醒来，我就欠公司好几百块钱。”他边走边说，“我们就是拿健康换生计，没指望什么。”

老肖承包了一辆出租车。早些年，深圳一辆出租车每月的“份子钱”为14680元，后来“份子钱”的上限降到11743元。就这也足够司机忙活。

穿过几条狭窄的小巷，他出现在石厦村的大榕树下。这是村里唯一一个开阔的地方。大榕树枝叶蔓延，像一个华盖。树下有几张石桌，周围有一圈栏杆和石凳。旁边的道路也比较宽敞，多年来一直是司机交接班的地方。

这里已有不少穿浅蓝色衬衫、深蓝色裤子的出租车司机在等候。和老肖一样，他们都是车主。据丁未的调查，攸县人创造了主副班制度，车主承包车，白天干活儿，称为“白班司机”。车主另雇夜班司机晚上跑车，需要交给车主一定数额的租车费和押金。

不一会儿，夜班司机将车开来。老肖坐进驾驶室，检查一番，和夜班司机略作交流，便开车离去。

拐一道弯，车子就进入了不同的世界，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老肖其实不老，39岁，但“混社会”的年头不短了。他来自攸县一个偏僻山村，距离深圳近800公里。高中毕业后，他干了一段时间农活儿就甩手不干了，因出力不赚钱。

1994年春节，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姐夫回到家乡，动员他到深圳去开出租车。

“深圳能挣大钱，没有钱，你连老婆也娶不到。”姐夫对他说。他动了心。当时他也听说，一部分到深圳开出租车的人，已经在家盖起楼房，而他，还和父母住在土坯房中。姐夫虽去得晚，一个月净收入也在5000元，出手明显比以前阔绰不少。

次年，他考取驾照后，到深圳投奔姐夫。他要挣钱盖房、娶老婆。

和老肖一样，很多攸县人到深圳，都抱着“发财梦”。

一名攸县司机在来深圳之前，曾挖过几年煤，一年赚一万元。几年下来，他攒了几万元，在村里盖起一栋“史无前例”的“小洋楼”，村里人羡慕他。一次在县城，他碰到几名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几句话下来，他就受到刺激。后来，他奔到石厦村投靠好友。

“想一想当时真傻，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他说。

石厦村攸县流动党支部书记刘爱敏，原先在地方国营农场工作，还做过一个厂的厂长。农场渐渐不景气，他干脆就离职南下深圳，当一名出租车司机。

两年过后，老肖手头攒了几万块钱。他用这些钱，翻修了家里的房子。赚钱的消息传开后，就有人上门说媒。

“那时，只要是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大家都认为条件不会差。”老肖笑着说。他的妻子也在一旁吃吃笑。

妻子生小孩后一年，赶到深圳和他团聚，孩子则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

老肖想将孩子带到身边。可孩子一来，就得单独租房。不然，孩子半夜哭，会吵到合住的司机。

孩子现在读初三，他和孩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两年。那是孩子两岁多的时候，被他和妻子带到深圳。要读幼儿园了，他又将孩子送回去。

“生活压力大。孩子大了，父母年纪也大了，不赚钱怎么行？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没出息。”

老肖几次想放弃这份职业，可一转念，他又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他还要跑车，供孩子“上香港的大学”，以彻底“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