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佳明：湖南人有准备迎接暴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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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具体细则

“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评审专家团一览

【导语】

郑佳明，北大才子、学者官员、电视剧策划人、电视栏目主持人、大学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湘”字号的文化大餐一次次惊艳全国，他是重要的策划人与推手。2015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他在家里接受了凤凰湖南的专访，而这次的身份，是应邀作为“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的总评委。那么，他如何评点湖湘文化？他最看重的湖湘文化先贤是谁？他的眼中，湘人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在当下面临怎样的现实危机呢？

郑佳明

三大矛盾发展推动近代湖南人成了气候

凤凰湖南：您曾经说湖湘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古代和近代。古代出得大人物少，可近代湖南却出了很多，演绎出波澜壮阔的史诗。那么，这些人物的集中出现，与湖湘文化的发展，与湖南精神的发展，有什么关系？

郑佳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社会关系之和。咱们古人也讲时势造英雄，是湖南的时势造就了这一批英雄，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势，没有这样的文化，可能也就是普普通通的省，普普通通的人。

这个时势大概就两个方面，一种是社会矛盾、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在近代湖南这个地方反映得非常尖锐非常激烈。我们过去看湖南的发展背景，很少注意鸦片战争。其实鸦片战争前后，民族矛盾主要在南中国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地方，鸦片的祸害对南中国影响很大，也使南方充满了革命的气氛。近代的革命很多都是从南方开始的，比如说太平天国运动，后来的康梁变法，孙黄造反，一直到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2001年我有机会在香港看到南怀瑾先生，我跟南怀瑾先生说我在做电视剧《走向共和》，他当时讲了一段话，他说古时候咱们中国都是从北往南打，叫做南征，近代他们都是北伐，从南往北打，他也没有更多的说。这话我回来一直在想，近代西方文明是从海上来的，清朝闭关自守，广东这个地方是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出气口，是我们和西方接触的唯一一个to，所以西方的思想大概在近现代在广东这一带传播，广东广西传播得比较多。洪秀全不是搞拜上帝教吗？那么这个背景和湖南有很大的关系，湖南实际上成了一个新旧思想冲突的场所，成了民族矛盾发展的场所，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发展的场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对湖南影响很深，包括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都影响非常深，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所以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大的浪潮之下，涌现了一批政治家、军事家，这就是时势造英雄，大的时势。

这个时势稍微具体一点讲，最突出的就是太平天国造反，广西人造反，但是没有往南跑，而是跑到了湖南，从永州进来以后一路北上，这时候湘军组织起来，从南往北追赶广西人。这个过程之中，湘人趁势而起，湘军集团趁势而起，这是整个近代湖南发展的大背景。

大的民族矛盾的发展、阶级矛盾的发展、新旧思想斗争的发展，这三个发展推动了近代湖南人成了气候，也就是像夏威夷冲浪一样，没那么大的浪就没那么多的弄潮儿，只有这种大的风浪在湖南的出现，才出现了一群一群的人才群体。但是你光讲这种客观原因也不对，其他很多地方像两广地区，京津地区，后来的江浙地区，都出现了很尖锐的矛盾，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密集的人才群体呢？这就是和湖南人的思想准备有关，湖南人是有准备迎接这些暴风雨的。

湖南人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延绵了几百上千年的湖湘文化。湘人知识分子中有一种价值，有一种追求，也有一种态度和方法，这种价值、追求、态度和方法实际上是湘人知识分子与别处的人不同之处，这个叫湖南人的精神或者也叫湖湘文化。

凤凰湖南：是一种心理暗示吗？

郑佳明：它是一种湘人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并没有说去彰显自己的思想和个性，但是这种个性，大概从屈原、贾谊开始，一直到胡宏、朱熹、张栻，然后再到王船山，再到近代的陶澍、魏源、邓显鹤这样一批人，思想上是有脉络的。

其实知识分子在读书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榜样，就是先贤，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有不同地域的先贤和榜样。曾国藩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湖南在群山之中，为群苗所隔，本来是个蛮荒之地，但在周之末，就是说东周末年，出了屈原，“为百代所祖”——他是讲情韵，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两宋之际我们又出了周敦颐——他在义理道理，也就是现在所讲的哲学、思想方面“为百代所祖”。这两个“百代所祖”，是说他们对知识分子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湘人知识分子，你看王船山实际上是遗民，他写的书居然被湘人保存下来，后来把它刊印出来，到曾氏兄弟还把它传播到全国，大量刊印。这样对先贤的关心、重视、爱戴，这样的传承不多。

其实从周敦颐到胡安国胡宏的湖湘学派，到王船山、曾国藩、毛泽东，有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大家一直在传承，并不是孤立的，中间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联系，这个联系就是文脉，湖南人的文脉，也是湖南人的一种精神灵魂，始终大家崇尚这种东西，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有这样一些思想准备。“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而预备的”，那么这些思想准备使得湖南人成群结队地走向历史的前台，而不是一个两个。

湖湘文化的弱点要对年轻人说

凤凰湖南：我查过一些候选人的资料，发现谭嗣同是60后，黄兴是70后，蔡锷和宋教仁都是80后，当然还有没入围的毛泽东，是90后。今天的70、80、90后，其实与他们只隔了一百年。但他们在40岁之前就已经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让我一方面为自己同是湖南人而骄傲，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很焦虑，我们这个时代很承平，没有那么多惊涛骇浪，那么今天我们来研究与弘扬湖湘文化，对年轻人而言有多大的价值呢？

郑佳明：对湖湘文化的宣传和弘扬，我历来主张一方面要宣传湖湘文化非常优秀的一面，另一个方面也要特别注意湖湘文化中的历史局限性。

你刚才讲到的那样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全中国都差不多，湖南更甚，为什么呢？那时候叫做少年中国，那个时候不仅仅是革命家年轻，站在对立面的人年纪也不大，那个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少年中国的时代，都是年轻人在做。那么一个朝代或者一种政权延绵比较久的时候，慢慢的暮气就增加了，官员的年龄也增大了，然后上升的通道也越来越狭窄了，上不去了，所以年轻人就被压住了。这也是一个国家为什么要革新、为什么要改革的原因。

我们今天的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让年轻人充满活力，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中国青年报发了，就说“只有年轻人充满机会，社会才充满活力。”都是一些老气横秋的人在这儿，年轻人没有机会，这个社会还充满什么活力呢？

其实你说这些情况现在转到了科技界，像我今天看到了一张李开复创业的照片，那个时候他们创业才多大啊，现在很多科学家，出成就的也是年轻人。

第二个是湖湘文化的本身有三个属性：一是农耕文化的属性，这个农耕文化的属性使它和工商文化之间有一个距离，农耕文化的价值观是什么呢？积极的一方面是民本，但另一方面是权本，权力本位，再加上小农意识。第二种属性是斗争文化，因为它是在压迫中、矛盾中，所以强调的是斗争，斗则胜不斗则败，斗则进不斗则退，这样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斗争精神。第三个属性是一种内陆文化，他跟海洋文化相比少一种开放性、包容性、交融性，所以这样的特性使得湖南人有他的弱点，他在硬碰硬的时候很勇敢，拐弯的事儿他有点不行，搞斗争可以，搞建设就慢一点，搞平等、搞沟通、搞包容这些方面要再学习。

所以像今天讲湖湘文化，一定要对年轻人讲这种弱点。

凤凰湖南：是有人批评湖南人，说建设力不够，喜欢“拆台”，那湖湘文化该如何变得更有建设力、更让现在的年轻人认同呢？

郑佳明：说湖湘文化缺乏建设性我倒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材料，湖南人个性里面好斗、反抗性、独立性这方面是要强一些，这样的文化基因在湖南人身上是比较明显，斗争当然破坏力就大一些。所以要把这种斗争文化的局限性改造成发展建设性的文化。

我写过一篇文章，应湖南日报邀请写的，就是说“铸造湘魂、发展湖湘文化，将来靠的是新一代湖南的工商业者和湖南的知识分子、湖南的劳动者”。工商业文化是一种讲建设的文化，本身就讲以和为贵，和气才生财，大家都要补台，而不是拆台。那么湖南人的“敢为人先”的精神不能像过去表现在革命上，一定要表现在新的创新、创造、创业上。还有，用我们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做新鲜的事情。湖南人最优秀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湖南人心忧天下，那是“求道”；而实事求是讲的是“求实”，知行合一。湖南人从胡宏开始讲得多，他和朱熹为这个事情去讨论，朱熹认为知行合一于“理”，天理的理，胡宏认为要合于一“行”，要做实在的事，王船山继承了这个思想，湖南人就在这个求实上做好了，这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一个是求道嘛，一个是求实嘛，这是两大特点吧。第三个特点湖南人“求变”，一直在追求变化，特别是近代，一直在追求创新、追求变革。第四个就是“求学”，我们学习包容，湖湘文化是海纳百川的，其实真正自己的东西并不多，尽是学来的，拿别人的东西来，包容性很强。这四个求，你拿这个东西在今天去创新，它可以摆脱农业文化的躯壳、斗争文化的躯壳、内陆文化的躯壳。

传承湖湘文化，“急所”在教育

凤凰湖南：湖湘文化精神总体来说是昂扬向上的多，像您刚说到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等等。这些是我们的文化血脉，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物理到精神层面，开始没有故乡了，如果传统家园以及附着在其上的文化出现很大的危机，湖湘文化还会在未来的年轻人中获得认同吗？从保护湖湘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的角度看，您认为“急所”在哪里？

郑佳明：这是个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三化，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数字化。这三化都对乡土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引起了文化人的一种危机感，但是这种冲击之下呢，其实有两种张力。

对传统文化的复归或者传承，动力何在呢？一个是在历史本身，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实际上像地球的引力一样，它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这些人在一定的时候都会复归的，都会回归的。我写过一篇博客说，中国的孩子一生中有三次反叛，但是他有三次回归。第一次是对父母的反叛，十二三岁，父母怎么说都不听；第二次到了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对社会的反叛，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激进，要求十全十美，要求理想化；第三次也可能在这个同时，也可能在这个前后，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比如崇拜西洋文化、日本韩国文化，喜欢那种文化的开放性，喜欢那种文化的样式，我们中国文化很多东西不适合年轻人。那么这三次反叛之后他都要回归，之后他要回归父母，要回归社会，还要回归中国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如果还要担心，那么全世界没有什么文化不需要担心了。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作为国策也好，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也好，我们要坚持文化的自信，坚持文化的自觉，我们要懂得我们文化的美，懂得我们文化的珍贵。现在我听说把语文加强了，把语文中的古典文学加强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本身这件事就值得一说，非常好。像你们现在宣传湖湘文化、总结湖湘文化，我为什么非常乐于做这个事呢，也是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有些失去就永远回不来了，它只能在梦中只能在图片中，在老年人的回忆中。所以我在长沙编了12本书，叫《长沙历史文化丛书》，这些书就是告诉我们干部，这个城市是个文化的城市，有很多东西去了就不再回来了。连街道、连招牌、连格局都是文化，这些文化要把它保留下来，或者是说要把它的样式、标本保留下来，这是应该做的。但是在这种大发展背景之下，急功近利的思想、急于求成的思想、物质主义的思想，都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着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很难过的。

那么“急所”在哪里呢？实际上还是教育，文化传承要从小孩子做起，人长大了没有文化，你跟他说就是对牛弹琴，说不通了。我们湖湘文化研究会专门编了一本书，叫《湖湘文化读本》，跟长沙一中一起编的，将来湖南的小孩子要知道自己的家乡，要知道自己家乡这些了不起的人。《湖湘文库》的出版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我跟宣传部的同志建议过，社科联的同志要做一点《湖湘文库》的解读宣传，现在一些《湖湘文库》的书都出现在旧书摊上了，非常可惜，700多本，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没有研究。我们好多湖南人对湖南优秀的人不了解，他知道歌星，却不知道我们湖南出过这么多了不起的人。但不要怪孩子们，首先党政的官员们要懂历史文化，要爱历史文化。文化力软实力也是国力，文化力软实力也是我们湖南人的竞争力、创造力。地域文化对一个地方来讲是一种资源，一种精神资源、一种道德资源，这个要很好地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