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 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原标题：王汎森：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

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连续的吗？王汎森认为，晚清以来的启蒙应该是分阶段的，连续之中各阶段的背景各不相同。不管是科学、白话，还是妇女解放，这看起来虽然是延续的，但在不同的阶段中，同一件事情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记者丨徐悦东实习生丨梁雨如

科学、白话文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看起来是延续的，王汎森认为，晚清以来思想启蒙的过程就如同生长的竹子，一方面节节相连，一方面又有断裂。

5月2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的逸夫楼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章开沅学术讲座”上，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以“启蒙是连续的吗？”为主题进行了演讲。王汎森尝试为听众们解答这一问题：从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是否是连续的？

晚清以来，启蒙思想是如何萌现的？

晚清之后，思想启蒙体现在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理性来处理事情。在1860年洋务运动之后，思想界涌现了许多新的西方元素，例如基督教、科学和各种政治制度。江南制造局印的西方科学书，很多都是当时西方最流行的教科书，都是经过挑选的在西方很有地位的书籍。

随着科学书籍的引进，后来又引入了政治制度的书。这些书多以历史书的方式进入中国，囊括了西方政治制度，包括总统选举、议会政治等，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西方先进社会的整体样貌。因此，当时的人们对西方政治的了解不一定来自政治理论书，而是包罗万象的风物志类史书。

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晚清知识分子才开始写一些比较系统的专论性的书，本地的士大夫们开始用各地资料，加上中国古典传统来创造自己的想法。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间是连续的吗？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思想界经历了几次大变动，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1900年之后，随着废科举思想的诞生，旧的思想和格局不再适用。随后，最重要的思想运动便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极大的触发作用。顾颉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作为当事人写到，参加五四游行的人大部分都是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活跃的人，尤其是写白话文学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虽为不同事件，却被后人并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很早就在他的《实庵自传》中讲到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晚清，自晚清以来就一直有人在不停地谈白话文、谈民主、谈科学。由此看来，启蒙的趋势显然是有连续性的。那么，新文化运动的重心在哪里？里面的每一个阶段有没有不同的结构呢？

王汎森认为，在这个连续的历史进程中，每个阶段不同的背景文化使其形式各不相同。后代的读者和学者们倾向从后见之明去看，认为历史是平滑的、线性的连续，常常忽略其中的顿挫，看似连续的事件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具有特定的意义，只不过是在近代线性思维和各种资料的影响下被忽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间有连续，又是什么样的连续、中间有没有段落，这些是王汎森想要研究的问题。

晚清的革命，就是一个转侧现象

思想和政治社会是相互激发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政权只持续90多天，但通过了许多法令，马上形成了一个建制性的遗产，在晚清引发议论不已。晚清时偶然的思想，因辛亥革命而成为法律，此后就以国家的暴力和法律制度来支撑。1912年3月，孙中山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加以法典化，就是把晚清可能最边缘的思想，通过革命手段变成了官方思想。

孙中山

辛亥革命将思想形成制度来推动启蒙，不是一个简单的延续，而是一个转侧现象。根据胡适的日记，当时美国留学生大多数还是忠于清朝的，支持革命的人很少。这说明，革命思想在晚清只是边缘化的思想，转侧之前是零星的、大逆不道的，而转侧之后变成了全国都必须支持的思想。中国自古不像西方有教会，有建制性力量。转侧器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好比没有了这个思想，火车还是会全力前进，但方向是错的。

然而，辛亥革命之后，很多人发现中华民国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和民主共和是相反的，明明成立了民主共和国，但伦理道德文化全是传统而陈旧的。这两者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导致当时许多人，比如陈独秀，都有类似的感想：中华民国挂羊头卖狗肉，是一个假的民国。这是一个反差式的进程，一个负面的连续。

从“国家先于人民”到无政府主义的断裂

晚清以来，不管是科学、白话，还是妇女解放，一直都有人提出。戊戌变法时就有人提过，白话文是维新之本。要讲科学，早在许多年前就已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西方的政府和体制也均有介绍。其中，虽然是一体延续，但强度和广度放在所处的背景和阶段中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晚清以来的启蒙，虽有连续意义，但在不同阶段即使是相同事件，其意义也不尽相似。

晚清启蒙思想的爆发都倾向于救国，要求强国，所以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很强，而且模仿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其中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强调“国家先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先于国家”。

辛亥革命之前流行的一种民族政治是“人民先于国家”，在此之后在言论界影响力更大的是“国家先于人民”，尤其向往以德国为代表的英雄帝国主义。“历史舞台”是当时的人们特有的一个观点，舞台上的事情才能被写入历史，不然就是非历史。梁启超曾在文章里区别历史和非历史，说能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最好能侵略人、殖民人、灭人种族，然后把土地占为己有，像日耳曼人那样。

可慢慢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一个思潮——对国家爱的强烈怀疑。这是新文化运动乃至后来五四运动与之前的历史形成的一个反差。陈独秀认为，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象征，包括国家制度都是错的。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写道：“我和人类之间所有的组织，我都不承认。”这在当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倡导不被国家和民族捆绑。

傅斯年

晚清革命旗杆里，都是想学西方人派人去探险、攻占和殖民，整个文化背景是求强的；但新文化运动不一样，虽然也在谈救国、爱国，但认为国本身值得怀疑。

中西和古今之间是否存在鸿沟？

1880年前后，人们注意到了古今之变。“今”不行，便从“古”里找一个真孔子，找一个真儒家来做代表，例如谭嗣同找孟子做代表，奴隶主们找墨子做代表等。可在1915年前后，人们慢慢发觉，这不仅是古今之变，还是东西之变。光靠古代的东西已无法解决问题，而要靠西方的东西。进而人们发现，古今中西已然不在同一个平台上，而是间隔深远。

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正是认为古今中西之间隔着鸿沟。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写过这样的东西：东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是精神，西方是物质；东方是回头看；西方是往前看。虽然，严复在19世纪90年代也写到过中西对比，但没有引起新文化运动式的反响。

对于此鸿沟，陈独秀借用了韩愈《原道》中的道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来论证没有停掉一个部分，就不能引进新的部分；没有把中国的旧东西取缔，就无法引进西方的新东西。

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

既然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议题在晚清就已经出现了，那么新文化运动到底新在哪里？其中一项就是整体观点的更新，民主与科学携手并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包括一切道德法律政治伦理等，而不是单从西方的启蒙政治价值中挑一条来反对现状；民主不仅体现在选举和政治中，而且体现在生活等方方面面之中；科学同样如此，理性不止运用于科学相关领域，而科学和民主都是用来解决政治腐败、帝制复辟的钥匙。消除政治社会黑暗的关键在于思想文化，是当时的一个新思想。

陈独秀

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写到，伦理的觉悟是所有事物最后的觉悟，只有伦理觉悟了才能改变旧道德、旧文章和旧政治。因此，复辟帝制是果，而其中的原因就在文化思想上。

晚清以来的思想启蒙，应当是分阶段的，连续之中各阶段背景不同。许多事情看似连续，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延续也各不相同，有时是转侧器的作用，有时是思想和政治的相互激发，在产生了建制性作用后如旋风般不停地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