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医学院校报《学生救国报》99年后在美国被发现

原标题：湘雅医学院校报《学生救国报》99年后在美国被发现

《学生救国报》出版于1919年6月，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位于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校报，由学生编印。该报仅出版了4期，每期1张，是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接办《新湖南》的前身。参加该报编辑、撰稿和编务的19位学生，后来多成为我国著名的医生、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近百年来，它在国内一直失传。99年后，它在美国被意外发现，这次是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而全面面世。

一、该报发现的经过

2018年3月，李忠泽先生(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医学数据科学系高级统计分析员)向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手稿及档案部(Manuscripts and Archives，Yale University Library)订购几份有关雅礼学会(Yale-in-China Association)史料的副本。在此过程中，惊喜地发现其中一份包括了1919年6月9日至19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救国报社编印的4张《学生救国报》。由于页数较少，该部工作人员免费赠送给了李先生。又由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关系，作者有幸得到了李先生提供的这份史料，并在2018年8月29日取得了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引用授权。这才有了研究它们并让它们面世的机会。

二、该报的史料价值

得到这份珍贵的史料后，作者随之对它进行了检索和研究。

通过检索，确认目前在湖南省和中南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为其前身之一)的档案馆里，并没有收藏这4张近百年前的报纸原件，也就是说，近百年来，它在国内一直失传，此次为它首次以实物的形式被全面发现。

关于对《学生救国报》的了解，相关信息仅知它是后来由毛泽东任主编，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新湖南》的前身。确切史实也是1919年8月6日，时任湖南都督兼省长的张敬尧，下令封闭了由毛泽东任主笔的《湘江评论》，于是，当时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毛泽东的好友龙毓莹，遂恭请毛泽东继任已办了六号(即“期”，当时的称法，下同)的《新湖南》主编，使《新湖南》继承了《湘江评论》的传统，推进了反帝反封建思潮的传播。对这件往事，1949年后，毛泽东在给龙毓莹(伯坚)的信中仍感到“与有荣幸”。就此而言，《学生救国报》应是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资料。

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份报纸的编辑、记者、撰稿、会计均署了名。经统计，4张报上一共有19个人的名字出现，而且有些还是后来名气很大，直至今日，仍然极具影响力的人。他们是(按报纸的发行时间、栏目顺序)：龙毓莹、李振翩、张孝骞、张四维、高镜朗、谭世鑫、谭冠龙、卞祖荫、纪长庚、高竞秋、苏闰坡、张维、尤彭龄、汤飞凡、李启盘、左宜、应元岳、熊科贤、姚克方。作者对他们从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的学业成就进行了追踪，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1930、40年代，成为了中国医学领域里各自专业的翘楚。19人中，在“百度百科-人物词条”里以名医、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管理者等身份能查到的就有12人，而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曾于1995年编纂的志书《湖南省志·人物志》，收录湖南历代各方面有一定作用和影响的人物，其中就收录有上述中的龙毓莹(龙伯坚)、张孝骞、汤飞凡、张维4位。这样斐然的学业成就，研究当时他们当学生时创办的《学生救国报》，就不但可还原“五四运动”期间，在校的爱国学生是如何为救国而呐喊的史实，而且还可进一步认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看他们是如何在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现代教育的同时，既读书亦救国的。就此而言，整理与研究该报，对于深化中国学生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史研究，深化湖南高校校园文化史和湖南地方教育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教育价值。

三、该报澄清的史实

因为失传，所以所有涉及到该报纸的完整研究，尚未见诸于文字。正如前述所言，在极少数提到它的文章中，最重要的当属首任主编龙毓莹在1960年代初的回忆，但是，龙先生的记忆有误，他说《学生救国报》是自第四期起更名为《新湖南》，就与史实不符。其次，学者蒋书同在他的有关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的系列研究，如《五四时期湖南报刊对湖南社会变迁的影响》、《五四时期湖南报刊发展概略》等论文中，对《学生救国报》的提及，都是为研究后来的《新湖南》而过渡。再次，周纯的《五四时期湖南学生报刊激进思想研究——以〈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时代〉为例》，则没有提及《新湖南》的前身《学生救国报》了。

所以，该报的发现，可澄清之前关于此报流传甚广的两个最基本史实：即一，《学生救国报》是1919年6月创办的，而不是4月，湖南《大公报》在1919年6月10日以《湘雅医校组织救国报》为题进行了报道，亦可证明此点;二，该报不是自第四号起更名为《新湖南》，而是办了四号后，改为《新湖南》杂志出版。

四、该报内容简介

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是由湖南育群学会代表湖南省政府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会合办的医学专业学校。1919年时，成立仅5年，1921年才会有第一批学生毕业。所以所有当时的湘雅学生，自然包括上述所言的19名学生，都只是在读生。他们在“五四”的背景下，成立了学生救国报社，苏闰坡担任社长，龙毓莹为主编，开始编印《学生救国报》。

它留下的历史信息诸如：小4开大小，单面印刷;周双刊，总共办了四号，1919年6月9日编印出第一号，6月12日第二号，6月16日第三号，6月19日第四号;社址在“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报纸的纸张、印刷费是由湘雅医学同人“减餐担任，不取报资”，外埠函赠，则需附邮票一分;第四号的报尾有个启事，言“下一期将改为《新湖南》杂志出版，办刊宗旨略有调整，地址不变……”。

该报设有论说、译论、要闻、演说部报告、调查部报告、交际部报告、杂录、时评、不敢忘、来函照登等栏目，每号每栏均有数量不等的文章发表。

在第一号里，即有“以发扬民气为外交之后盾，联络各校声气为宗旨，言论不涉政事”的办刊宗旨，还有学生运用外语熟练的优势，作的“湘雅同人拟将各地关于山东问题各传单汇印成册并译成西文，投稿外报，以示我国民气”的说明。

该报的《发刊词》由当时的第三班学生、主编，后来的现代医学家、中医医学史专家龙毓莹撰写。

《学生救国报》出版之时，全省性的学生罢课已持续一周了，轰轰烈烈的罢课后该怎么办，后成为大名鼎鼎的细菌学家、病毒学家的李振翩，在《罢课后之商榷》一文里，认为罢课行为，若“持之不坚……不持见笑于倭奴，亦且遗臭于万国……吾人首须有牺牲之决心，进而为精细之研究，再进而定具体之办法乃可取”，作了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以入学考试第一名成绩入学的张孝骞，发表了3篇译论，介绍了外媒对中国学生罢课的评论和在北京的各国教会对本国关于“五四运动”的情况通报等。今作者注意到，当时国外舆论对学生罢课而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价值不可限量，但由此带来的学业荒废，则提醒学生应该警惕。所以张孝骞加以评论道：“外人虽欲伸公论，然而爱莫能助也。故欲救中国之亡，中国宜自努力。”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位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医学先驱的学子，毕生勤奋、努力的动力所在。

该报有三个栏目的内容，呈现了当时三个学生部参与“五四运动”的工作及成绩，这三个部分别是演说部、调查部和交际部。演说、调查的工作我们今天都好理解，唯交际部的工作，从该报才知是为“联络各校，解释西人疑问，提倡国货”。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交际部的部长兼书记，是后来大名鼎鼎，具有世界影响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

在时评栏里，李启盘写了《国民之堕落性》一文，列举了深中于我国人心的8个劣根性表现，如不守时、自私、泥古不变、景仰权贵等等，言词犀利，毫不留情。但愤懑中的责之切却见爱之深。所以他说：“倘能急起直追，则中国改革犹有一线之曙光乎!” 李启盘后来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在学校不得不西迁这样重大的事件面前，临危受命，协助时任院长张孝骞，为尽可能地保存母校的实力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学生救国报》里的新闻很有意思，其中一则报道的是长沙县立师范附属小学的小学生们，在近日的爱国运动热潮中，提倡国货，他们走上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印刷传单、抵制日货。还有个小故事：该校高一班有个邹姓学生，日前在市场上看到洋货中有自来水钢笔卖，一问价，很便宜，于是便买了一支。回到学校后，有几个同学见了都说：这是日本货。邹姓同学听后很愤怒，马上将钢笔丢到学校旁边的井里去了。

论说，是该报的重头栏目，有三篇论说，撰稿者分别是高镜朗、龙毓莹和应元岳。高镜朗后来被称为我国儿科界的一代宗师;龙毓莹，前面已经介绍过，他是现代医学家、中医医学史专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应元岳后来则是我国的内科专家和热带病学家，主编了中国第一本内科学以及第一部热带病学讲义。这样的学术精英，在他们的学生时代，身处“五四”反帝爱国的热潮中，为报纸撰稿时，慷慨激昂：“卖国贼者，我中华民国万世之罪人，也人人得而诛之，也人人当起而诛之!”“国之当爱，人尽知之;国之所以当爱，人当知之。”

龙毓莹在《自觉的爱国心》中论述道：“何谓我，何谓国，我与国有何等之关系，我与国有何等之责任”，提出爱国，应是自觉的，而非情感的，是永久的，而非暂时的，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国家的责任，都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第四号报纸的尾端，发布了一个预告，即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内新湖南社编辑的《新湖南》杂志第一期即将出版，并声明，本杂志以改造社会思想，灌输卫生知识为宗旨，第一期将有男女问题、遗产制度、公共卫生设施之程序等文章发表。由此我们可知，著名的《新湖南》杂志，它的革命性和政论性特点，是后来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与报纸内容无关但与历史有关的是，该报的中缝也有内容，它刊载给本报捐钱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钱款数量。诸如长沙水警厅的先生，八角亭昌记绸缎号的老板，议会后街救国十人团和长沙师范附属小学的学生等，该报经理熊科贤则在此鸣谢。熊当时是毛泽东的好友，他们一起参加了湖南学生的“驱张运动”。

作者注意到，学生应元岳也捐了一元光洋。应元岳是湘雅的第一届学生，前述介绍过他，他和张孝骞、汤飞凡、高镜朗既是同窗好友，又都是该报的积极撰稿人。从查阅到的资料看，他家境并不是很富裕，然而却拿出一元光洋来支援办报，以当时的物价衡量，就不仅仅只是“减餐”了。

兼职会计姚克方也在此鸣谢。姚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医生，担任过中华医学会的副会长。

五、关于该报的思考

首先，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型西式医科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深受美国耶鲁大学办学理念的影响，其办学目标、生源、师资均呈现精英化的特点，学生也多出身于当时比较开明的富裕家庭。对于这种高收费的私立学校，关于他们的学生，坊间一直以来有个误解，即认为他们大多在优渥的环境中成长，又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学习，因为学校人为的阻拦，他们与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是隔绝的。进校后，他们多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西化严重，不关心中国的前途，毕业后的去向也多是国外。而对他们实际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生爱国运动中，主题鲜明，影响广泛，富有特色地参与的进步活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学术界却缺乏足够的论述。这其中，偏见是重要原因，史料的缺乏也不可否认。新发现的这4张《学生救国报》，应该说，为佐证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依据。

其次，作为医学教育成就有目共睹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他们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国医学发展的贡献颇多。以创办《学生救国报》的这批学生而言，考察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当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后，多数学生选择自己的人生定位即是知识救国、知识报国。这个新的选择，使他们从读书与求知作为起点，在20岁刚出头的年龄，就满腔热情地投入爱国救国运动，稍后，又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最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运用自己的所长，在各自的专业里成为一代宗师，进而惠及祖国，惠及人类，实现了那代知识分子共怀的人生理想。当然，这种理想是否每人都实现了，甚至是否有机会实现，和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个人选择高度相关。但具体到他们个人，从学生时代起就具备的精神气质、家国情怀，以及成为社会栋梁的远大抱负，这是值得我们后人致以崇高敬意的。

第三，学者谢泳曾经有一个观点，即“五四周期率”，他将之具体表述为：“凡真正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这运动在当时得到何种社会评价，其主要参与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经历的人)，一般应当在运动后十年左右，回到社会的主流中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要在事实上开始担负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任，这个周期的下限约在三十年左右，越早越好。”分析参与《学生救国报》的诸君，他们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定理——一曰“五四”运动是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二曰这个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后来成为了社会的精英，他们中的多数担负了中国自然、社会等学术方面的重任。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学生救国报》与后来改版的《新湖南》杂志，此处主要指毛泽东接手后任主编的《新湖南》杂志相比，确实存在理性与广阔的差别。医科学生，尤其是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这种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学生，因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所以决定了他们对实际政治的关心、谈论，或者参与，更多地是“业余”性质，他们只能是观念型、理念型的知识分子。虽然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但与毛泽东这一后来的政治、军事伟人相比，对于救国的主题，在思考得具体与全面上，必然存在差距。当然，这是另一文章研究的话题了。

作者衷心感谢李忠泽先生对此研究的帮助，以及在写作过程中，他的精心指导、修改和建议。

(作者单位：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附报纸影印件(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