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家人物|对话鲁迅文学奖得主纪红建：“这么大一件事，居然让我做了”

凰家人物|对话鲁迅文学奖得主纪红建：“这么大一件事，居然让我做了”

导读：8月11日中午，第七届“鲁奖”评选结果公布。纪红建的作品《乡村国是》，入选本届“鲁奖”报告文学奖。在这个单项上有所斩获，对湖南文学界来说还是第一次。

撰文|袁树勋 庄德通 实习生 尹家蓉

正文共4517个字，预计阅读14分钟▼

24个小时里，湖南作家纪红建接了百来个电话，近千条信息。

朋友的祝贺、领导的嘱咐、记者的采访请求……这位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应接不暇。

8月11日中午，第七届“鲁奖”评选结果公布。纪红建的作品《乡村国是》，入选本届“鲁奖”报告文学奖。在这个单项上有所斩获，对湖南文学界来说还是第一次。

40万字的《乡村国是》，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扶贫攻坚的历程。

最初筹划这个选题时，纪红建的很多朋友都不看好。一来，觉得选题太“正”，书不好卖；二来，话题太宏大，担心拿捏不住。

书一面世，市场销售却是出乎意料的好，特别是受到了广大扶贫干部的欢迎。出版方，已在筹备第六次印刷。“这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实属罕见。”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说。

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如此评价这本书，“有生动的故事，深刻的思想，带着温度，庄严而厚重……呈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

「定了一个“大目标”」

年届“不惑”的纪红建，是部队走出来的作家，在湖南报告文学圈成名已久。他一直想写个公益题材作品。

2014年底，他参加了湖南省作协组织的“作家看湘西扶贫开发”文学采风活动，很有些触动。正好，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周熠也想做一本扶贫题材的书。两人一拍即合。

他们商量了几个月，最终定了个“大目标”——写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脱贫攻坚历史与现状的有血有肉的作品，要把大叙事和小故事、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现实笔法与理性思辨，统统结合起来。

野心太大了，一些相熟的同行都不看好，但纪红建坚持“试一试”。

在圈内，纪红建的执着和勤奋是出了名的。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唯一的娱乐活动，是每周末回长沙望城老家带孩子散散步。

每年，他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采访。不外出的时间，他每天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写作，写到7点，再拾掇拾掇去上班。他是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供职于毛泽东文学院，是培训部主任，在那里有间办公室。

但这一次，定下的目标太大，光靠个人的勤奋执着，是不够的。

中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涉及680个县，几乎遍布神州大地。

“各个片区，致贫主因有差别，扶贫措施也不一样。”先期在湘西和周边省份贫困区做了些采访，纪红建对此有了直观的感受。他知道，要写一个全景式的大部头，全国14个连片贫困地区都要走到。

单位很支持，但问题是，绝大部分地区他都人生地不熟。没人引荐，谁会搭理他？

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援。

起先，一家来头很大的国有金融单位愿意提供支持，条件是，从金融扶贫的角度写。这不是纪红建想要的，他拒绝了。

踌躇许久，纪红建想到一个人——扶贫问题专家黄承伟博士。

黄承伟独著和参与完成的扶贫学术作品，有一二十部，纪红建都读过，对他很仰慕。

当时的黄，又是国务院扶贫办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副主任（后调任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纪红建的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

通过出版社朋友的关系，纪红建拿到了黄承伟的电话。他编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自我介绍、说明来意、请求帮助。

“黄博士很快回了信。大概半个月后，他来湖南出差，我们面谈了一次。”纪红建回忆，“他很支持我做这件事。”

在黄承伟的沟通协调下，纪红建的“大目标”，获得了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有了从北京发往各地的介绍信，纪红建得以顺利走入遍布全国的202个贫困村庄。

「“为了生存，永不放弃”」

2016年秋天，纪红建到了广西罗甸县龙坪镇大关村。

村庄地处滇桂黔石漠化地区，上世纪80年代初，它的生态已经恶化到不适宜人类生存。当时，全村1890亩地，有1270亩是零星的石头旮旯地，分布在180多个石山垭里。1200余村民，就靠在石缝缝里种包谷为生，人均产粮130公斤，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

村里人六次出门找能整体迁居之处，次次都失望而归。但凡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都有人捷足先登了。

怎么活下去?大关人想出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炸掉石头，剔出平地，“造田”。

在那个只有土炸药、铁锤和钢钎的年代，“造田”，是与天争命的悲壮事。

“首先，要把岩山的土抠出来堆在一边，再用炸药把岩石炸开。大石头用来填坑洼，砌石坎，细石和碎石用来铺面；平整后，再把原先取出的土和外面运来的土铺上，摊上肥泥。如此造一亩地，平均要搬开石800立方米，填土150立方米，投工500个，投资600元。”

“为了造田，大关人付出了血汗。1988年大年初三，复员军人王光明用炸药炸石头，右眼被炸瞎，左手炸掉三个手指。他造出的0.7亩稻田，被当地人称为‘血田’”

“村民王明华没钱买炸药，夫妻俩就用火烧石头，再浇冷水，然后用棍子撬……投工150多个，造出了三分‘火烧田’。”

“知道大关的人，都被感动了。进入90年代，各级政府开始给予支持。到1997年，村中共造田1038亩，配套修建水渠255个，种植经济作物近200万株。当年人均占有粮食580公斤，人均收入1280元，基本解决了温饱。”

……

这些细节，过去二三十年了，仍让前来寻访的纪红建感动不已。

上万公里的行程中，纪红建找到了很多类似的的故事。

贵州罗甸县麻怀村，出山之路被石山阻隔，贫苦闭塞。村里人靠着炸药、铁锹、大锤，用了7年时间把石山凿穿，凿出一条216米长、能过人的通道。又花了5年时间，他们把通道拓宽成能过车的隧道。这个故事，堪称现代版的“愚公移山”。

贵州罗甸县麻怀村村民用了7年时间把石山凿穿，凿出一条216米长、能过人的通道。

广西凌云县陇堆村，也是“地无三尺平，神仙莫奈何”。1995年，清华大学一支学生队伍来此考察，在调研报告中判定“此地不适合人类生存”。村里人不服气，他们花了20年时间，把这里变成了人均收入过万的“富裕村”。村口的石碑刻着八个大字，“为了生存，永不放弃”。

后来在书中，纪红建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这种地方，人们都能生存下来并脱贫。那么，偌大的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脱贫？”

「“这么大一件事，居然让我做了”」

写这本书时，纪红建没依照时间顺序，而是把各个故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叙事脉络。开篇文章《仅仅是两个村庄的对歌吗？》，就是典型。

这两个村庄，一个是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另一个是千里之外的福建宁德市赤溪村。

上世纪80年代初，赤溪村是个穷得“婆媳共穿一条裤子”的小山村。1984年5月，一个叫王绍据的基层干部，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写下了他对赤溪村贫困的所见所思所忧，寄往《人民日报》。

信件在《人民日报》刊出后，引发全国强烈反应。当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波澜壮阔的扶贫大战，自此开启。

赤溪村，因此也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它位于福建宁德市。“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宁德工作时的情景。

十八洞村，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视察，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中国扶贫史上一个新的篇章，自此开启。

两个山村相隔千里，纪红建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某种奇妙联系。他称之为“历史的对歌”，并试图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呈现中国扶贫的某段重要历程。

类似的宏大叙事，在《乡村国是》一书中时常可见。这种大开大合的写作手法，在报告文学中倒也不少见。纪红建的优势在于，在填充宏大的叙事结构时，他可以选择的素材非常丰富和鲜活。

两年多的采访中，他的行程上万里，去过甘肃、贵州、宁夏、广西、云南、新疆、西藏等14个省份，走访了202个贫困村庄，带回了上百万字的采访素材。他的采访对象中，有王绍据这类重要历史当事人，也有身份显赫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基层扶贫干部、公益人士、贫困户、脱贫群众……

在某个治安形势严峻的地区，他被警察拦下反复检查，因为“一看就不像本地人”。

也有那么几次，负责接待的政府官员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北京派来的人，为什么会用长沙的手机号码？

在贵州，他把装着笔记本电脑的提包落在“黑车”上了，里面有几个月来的采访资料。多亏包里塞了叠名片，被“黑车”司机看到了，联系他，送了回来。

这些酸甜苦辣，也被纪红建一并融入书中，成为“温度”的一部分。

如此打磨而成的《乡村国是》，被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评价为，“一部鲜活感人的‘中国故事’”，“它以一个个牵动人心的脱贫事例，展现了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扶贫开发热源，从而为中国脱贫留下了一部鲜活的形象史。”

最能理解个中意味的，大概是纪红建本人。2016年，他结束了银川的采访，坐长途大巴去兰州。车窗外，黄土高原广袤辽阔，回想起一路走来的种种，他突然泪流满面，“这么大一件事，居然让我给做了。”

对话纪红建：

凤凰网湖南：你花两年多时间采访了202个贫困村庄，广度是足够了，但会不会有深度不够的嫌疑？

纪红建：最开始，也有人这么提过。甚至有人说，采访两三个点就可以了，把样本写透。

但是一部宏大主题的作品，不全面深入了解是不行的。我采访了这么多，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而是要让自己最近距离最深刻的了解脱贫攻坚一线的情况，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有代表性的情况。相比学者的调研报告，报告文学作品侧重提出精神脉络。

写作时，我也遵循了文艺作品的原则，故事不够深刻，不够典型，不够感人，自己理解不透，我是不会去写的。

凤凰网湖南：这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一开始，你有没有担心它因题材太“正”而失去现实价值？

纪红建：在筹备选题的时候，我跟文学圈的一些朋友交流，他们确实有些看法，说“这有什么好写的？就像官样文章一样，是给领导报成绩的”。

但我始终觉得，弘扬这个主旋律，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为什么这么说?借用黄承伟博士的一句话：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基本脱贫了，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贫困程度较深，自身发展能力较弱，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以前出台一项政策、采取一项措施就可以解决成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脱贫，现在减贫政策效益递减，需要更大的投入，集合更多的社会力量。

感染和召集社会力量，正是文艺作品的优势。这个作品不仅重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攻坚场景，也注意了历史的延伸，既写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也呈现中国扶贫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既歌颂脱贫攻坚道路上人性的光辉，也心怀忧虑，注重反思。目的就是营造一种氛围，让更多人的了解、理解、参与脱贫攻坚，也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

当然，也不能全是歌颂。这本书中，提出问题、进行反思的部分，也有相当比例。

凤凰网湖南：相比一些知名的农村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你这本书的反思，相对温和。

纪红建：这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我不主张为了批判而批判，批判应该是建设性的。

其次，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自己尽量扮演旁观者或者理性思考者的角色，而非动不动就指手画脚。

就像书中提到的那个姓张的股长，他在扶贫一线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成绩斐然。身边所有人，都觉得他应该提拔。但限于“身份”，他就是提拔不了。我把这个故事细致地呈现出来，各路读者自有判断。

问题提出来了，至于怎么解决？如何“开药方”？涉及到专业领域，是专业人士的事。

凤凰网湖南：《乡村国是》的主题是扶贫，扶贫专家对它的评价如何？

纪红建：2017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为这本书组织了场研讨会。到场的20来个专家，有五个是高校专门研究扶贫的专家。他们对书的赞誉，比在场的文学家还要高。我想，可能是他们平常做的都是枯燥的学术研究，突然接触到有温度有情感又有些厚度的文艺作品，心生欢喜。

凤眼话题▼

对于《乡村国是》这部作品，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