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原创）丨欧阳亮：父亲的回忆

【散文】

父亲的回忆

文／欧阳亮

一

我们上中学时，有篇课文叫《母亲的回忆》，那是朱德总司令关于母亲的回忆，是他怀念和回忆母亲的文字。

前年，二叔的《雪峰丝语》完稿，嘱我为序，我拉拉杂杂写了些小时候关于二叔点点滴滴的记忆，当然还有现在的一些读后感受和思考，题为《二叔的记忆》。

父亲的回忆，却的的确确是父亲自己亲笔写的回忆录。

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老支书，一个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民，写出自己的回忆录，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一九九九年一月文韬出生后，由于我们工作繁忙，小孩无人照料，这年十一月，请父母到南宁帮忙照看小孩。为了丰富基层任职工作的经历，二〇〇〇年我到河池地区宜州市中队代职整一年，小孩刚刚满周岁，爱人上班很紧张，家里全靠父母操持和照应。那时生活条件还不好，我副营职只有一千多元的月薪，小李收入也很微薄，每月三百多元的伙食费预算，还要保证小孩的营养，但父母精打细算，把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拘紧而幸福。

父亲把到南宁带小孩看成是一个转折点，认为从此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其实带过小孩的都知道，那才是真正劳心费力的体力活。但就在这劳心费力照看小孩之余，父亲却挤出时间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回忆录。

第二年我调北京工作，抽空进行打印整理，断出章节，拟好目录，文字结构略作调整，复印装订了七八册，主要是给我们兄弟姐妹保存。有次出差到深圳，顺便给二叔捎了一本，其余的连姑姑和晚叔都没寄。二叔看完后，给予相当不俗的评价，当即写了篇《从兵荒马乱到太平盛世》的序言，同时对其中一些明显的粗疏错漏和个别表述不当的文字，一一作了标注和校正。由于是“家庭资料”，没有进一步的考虑和打算，也未及时修订，就此搁下了。

这一搁，一晃就是十六年。

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八十不稀奇。父母今年先后都将上八十了。对于父亲的八十寿庆如何安排，家里人有些不同的声音。

父亲思想很开明。一是觉得办寿麻烦得很，累且不说，还容易造成浪费；二是人情世故，不想让亲戚朋友破费钱米；三是考虑我和建坤兄弟俩都在部队和政府机关工作，现在正风肃纪，自己在家大操大办，担心影响不好。

据说春节期间，晚叔和建坤还劝他，八十高寿了，怎么也得热热闹闹办一下。晚叔在县纪委工作过，对上面政策和地方行情有把握：“只要控制在二十桌内就没问题。”过去农村普遍穷，老人靠儿女赡养，有的办不起寿筵，面子上过不去，老人有意见也是常有的事情。现在情况不一样，办不办寿与经济无关，甚至与面子也无关，而是与中央“八项规定”有关了。父亲说，“你们兄弟俩同学战友多，还有这么多亲戚，我在家里大操大办，到时饭都没吃完，纪委就来查了，对你们影响不好。”说到底，父亲还是为我们在着想。

对此我有些不置可否。有人说，没穿过婚纱，会留下终生的遗憾。部队也强调仪式和仪式教育的重要，入党、任职、授衔、出征等都要有个郑重的仪式，能增强人的神圣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可我和建坤，包括侄儿喜娇、喜录姐弟俩，结婚都没有举办过婚礼，现在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我是个不太在乎形式的人，向往简单自由的生活。再说做寿和结婚不一样，自己八十岁了，难道还要靠办不办寿来获得别人的认同么！有些事你若是看重，自然就重；若是看轻，也就那么回事儿，旁人的议论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当然我可以表明态度，但不能擅做主张。主意得父亲自己定。

父亲毕竟是老党员、老支书，他考虑再三，最终一锤定音：“就这样定了！到时我同你妈一起到上海去旅游。”

议程确定后，我又寻思，把父亲的《回忆》好好整理下，也像二叔的《雪峰丝语》一样再印一点，作为八十大寿的贺礼。我把这想法告诉父亲，父亲自然很高兴。

二

父亲的《回忆》，从我们的曾祖写起，除了介绍家庭的渊源和过往，主要记录的还是自己人生奋斗的轨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解放前从小的成长与求学；二是解放后半生的拼搏与奋斗；三是改革开放后晚年的生活与变迁。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七年，正是国家和民族多灾多难的时候，家庭和个人的命运无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

父亲并不懂多少写作的方法与技巧，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致所致，依时间先后顺序，平铺直述，自然成文，却也十分通顺。非常质朴的文字，不乏精彩的对话与细节。特别是关于解放前“抓壮丁”、“走日本”，以及“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等内容，现在读来，仍是那样精彩、生动和新奇。

父亲从小很机灵，读书有天赋，这一点连二叔也是佩服的。他解放后当过儿童团长，土改时经常替爷爷去开会，能说会道有主张，沟通协调有办法，后来早早挑起家庭的重担，并且入了团、入了党，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一直担任村干部。但时运不济，一生都在基层扑腾。

父亲一向很严厉，小孩子见了都怕他。就是二叔、姑姑他们，有时也都让着他几分。“不管他们在外面当多大的官，回到家里有些事情还得听我的。”作为长兄，父亲有时喜欢摆点谱。

俗话说，“爹娘疼满崽，爷奶爱长孙”。我们兄弟仨，我排行老二，夹在二姐和建坤中间，从小是不太受人关注，也是不太招人喜欢的。父亲年轻时搞四清、修铁路，常年不在家，我们从小跟着母亲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好像和父亲没有更多亲密的接触，心理上一直离父亲比较“远”。

记得有一次看电影，我中途睡着了，电影结束后，居然没有叫醒我，而是父亲背我回了家，尽管从柳山铺到湾田院子只有一两百米，走到石板桥时我睁了下眼，感到特别的幸福和温馨，这是我记忆中和父亲为数不多的几次肢体“亲密的接触”。刚刚入伍时，有次在晚叔家和父亲睡一起，还有些不敢靠近他。

但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无形的。

二叔、姑姑和晚叔都在外工作，父亲在家种田当农民，但他很达观，常听他对别人说，“我们家有那么多人在外当干部、吃国家粮，我种田交这点公粮还不够咱自己家里人吃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的口吻。父母耕种爷爷奶奶的责任田，每年上缴六百斤田租谷，总是把最上好的地里结的最饱满的谷子晒得燥嘎了，先称出来，称足了秤，还要再加上一小撮，确保不差斤两。公粮也从来保证要合格，既不亏爹娘，也不亏公家。这些环节，看似细小，但却对我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以说，母亲遗传我们强健的体魄，培养我们勤劳的习性；父亲赋予我们坚韧的意志，塑造我们正直的品格。这才构成我们完整的生命，构成我们完整的家庭。

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对我和建坤说，“你们五兄妹，哥哥姐姐都已定了型，要是你们兄弟俩能够读出书去，我就心满意足了。”建坤后来用功补习，自己到广东打工挣学费，总算考上了大学，但我终究没有“读出书”来。我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伍，三十年一路走来，感谢党和部队的教育与培养，感谢领导的提携与厚爱，感谢命运的眷顾与垂青，使我能够走出山村，走到今天。在我的人生字典里，从来没有“亏”这个字，每前进一步，都是额外“赚”来的。我知道，现在村里比我挣钱多的有的是，比我有成就的也不在少数，但我知道，父亲对我是满意的，也是比较放心的。我们都是父亲的骄傲。

三

父亲年轻时罹患胃病，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我年纪尚小，只有五六岁，还没上小学。记得那天母亲到雪峰山垴上砍柴去了，有人跑到家里来报信，说是父亲晕倒在路边的稻田里，吐了很多血。听得消息，奶奶也顾不上我们，火急火燎往诊所赶。只听旁边过路的人议论：“看这样子，阳书记这次怕是没救了。”然而感谢众多好乡亲，及时送他到诊所，总算拣回一条命。

后来在山门医院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母亲带着我去探望过一回。这也许是我第一次上街，对于父亲当时的情形，我是没有半点印象了，只记得看到进进出出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和医生，就吓得哇哇大哭。因为在我幼小的思维逻辑里，白大褂与披麻戴孝差不多，而孝服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死亡又和鬼魂划等号。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敢跨进医院门儿。只是回来的路上，记得不少人都向母亲打探父亲的病情，说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安慰话，母亲的神情也显得比较轻松与淡定。

父亲是抢救过来了，但病根并没有解除，仍需时常服药，我们从小就记住一个医学名词叫“十二指肠溃疡”。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前，有时粮食还不够，煮饭还要掺点红薯米，但母亲总是把精米细粮留给父亲。一些重体力活，母亲一人担起来。我们兄弟姐妹从小懂得更多分担一些家庭的重任。但即便如此，每到季节转换，仍经常反复发作，半夜里常被父亲病痛的呻吟所惊醒，有时要拿个小口缸顶着胃部才能挺过去。我在高二时对升学感到很渺茫，一度想辍学回家帮助分担一些家庭的重担，多少有些担心父亲的身体。但父亲很坚决，“你就是再在学校混一年，也要把高中文凭拿回来，否则高中不毕业，以后干啥都不行。”高中毕业后，我之所以对于参军入伍去留两便，顺其自然，没有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愿望和决心，多半也是为父亲的身体和家庭的实际状况所担忧，多少有些不放心。但父亲终究看得更远些，坚决鼓励我出去闯一闯。父亲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都十八岁了，还没到过县城呢，一定要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不要担心家里的事情。”

我当兵入伍时，建坤还在上中学，二姐已经出嫁了，繁重的田间劳作，使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第二次是在一九九〇年，我正在武警南宁指挥学校上学。父亲实在扛不过去了，秋收后到洞口医院做了手术，胃切除三分之二。当时情况很危险，临上手术台前，临时更换主刀医生；手术结束后，突然休克过去。想想父亲当年才刚五十出头呢！我当时身在部队，这些都是晚叔、母亲和哥哥、姐姐、建坤在照顾，因此并没有亲身经历和感受。据说写好了遗书，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这一次彻底根除了病痛。

这些情形，父亲在回忆中都写得非常清楚。前者我还年幼，没有多少印象；后者我未亲历，没有切身感受。正因为有了这些回忆的文字，才使我们对这些往事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比父亲身体好得多的一些叔伯们，有的早已过世了。父母能携手相伴，白头偕老，如今仍能养鸡种菜，自食其力，这是我们后辈莫大的福气。

父亲第一次当支书，拆掉庵堂和桥亭，建起了村小学，我开学就是在这柳江小学读了整五年，但他却因此大病了一大场。父亲手术之后再次担任村支书，给村里解决了自来水，办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父亲无论是身体和事业，都有过人生的低谷，但他战胜了病痛，战胜了命运，战胜了自我。父亲的人生轨迹大致呈“V” 字或“√”状。“V”代表胜利，“√”表示正确，无论“V”还是“√”，父亲都是胜利者！

四

母亲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可以说，没有母亲的悉心呵护与照顾，父亲不可能这样平平安安走到今天。

父亲的《回忆》，对于他和母亲的相识相爱以至结婚成家，只简单一句话就轻描淡写带过了：“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初八我结了婚，找的是坎上母亲娘家的堂侄女。自己人看着长大，比较了解放心。”当年父亲未满十八岁，母亲才十七（其实父母是同年，只相差月份）。他们是怎样相识相恋到成家，从来鲜少提及，日常所及也都是家长里短，柴米油盐，我所了解的有两件事情。

记得有一次，应该是父亲上五十，摆了酒席，宴请亲戚朋友和村里父老。门前楚光晚爹爹年事已高（没多久就过世了），当时行动已然不便，父亲亲自上门背他来坐了上席。“今天寿星背我来呷酒”，老人自然很高兴，但娘舅家没坐到上席，好像有些小意见。做寿办席，哪一方照顾不好，反而容易隔起意见来——这大概也是父亲不愿操办寿筵的一个原因吧。但那天父母显然很高兴，晚上听他们私下里聊天，母亲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来，在槽门口就是向楚光叔问的路，还是他先开我们的玩笑呢。”我当时听了感到很讶异，猛然间意识到父母也曾年轻过，原来也曾有过自己的初恋和爱情。

再一次是二〇一二年底，父母第三次来北京，晚上在书房陪老俩聊天。聊到出阁之前，母亲再一次说到初次上门的情形，“我到你们阳家来，你们阳家屋里穷，啥都没有。”母亲把“你们阳家”说得特别重，我看到母亲的眼神中掠过一丝瞬息即逝的光亮，岁月沧桑的脸上露出少女般的羞涩与娇嗔，仿佛还是当年那个未出阁的尹氏小姑娘。

母亲从小有些犟脾气，外公也有些特别宠着她。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像绝大多数普通农村家庭一样，说不上有多幸福，也说不上有多不幸福，但牵手相伴，白头到老，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拉扯大，风风雨雨六十多年，早已过了钻石婚，应该是圆满的，甚至是美满的。但母亲不识字，生活上相扶相依，精神上恐难琴瑟和鸣。父亲有时是孤独的，而母亲难免不委屈。

母亲生烦恼的时候，也曾埋怨过父亲:“都是你没本事，你要是也考上学堂出去了，我们也不用跟着你呷这么多的苦！”这话不仅说到父亲的软肋上，也让奶奶有些不自在。当年父亲有机会到武冈去上学，奶奶有些不放心，父亲便放弃了。但人生能有假设么？“他要是考上学堂当了干部了，那以后还会要你么？”这话只有二姐敢对母亲说，我们是不敢瞎讲的。母亲气不过，只好骂二姐：“就你嘴巴子厉害，他不要我，你又是哪来的？”

母亲不善言谈，只知埋头苦干。从小就带着我们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不管严寒酷暑，特别能耐劳，特别能吃苦，尽管现在八十岁了，还是闲不住。如今村里庵堂前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每当夜幕降临，打乒乓球的，跳广场舞的，吃斋念佛的，各不相干，倒也十分的和谐。母亲不会跳舞，有时去庵堂礼礼佛，但今天不是这个菩萨生日，明天就是那个神仙道场，都要花费钱米，母亲终究有些舍不得。母亲说，“我又不会讲白话，东家长西家短的，讲不好免得得罪人。”所以，母亲总是闲不住，每天都要到地里走一趟，看看自己种的菜。母亲说，地里空气好，多走走身体舒服些。

前年清明回老家，大家一起忙乎了大半天，帮母亲把沙坪田里种的荞头挖了洗干净，卖给黄桑中学食堂，满满两大挑，总共不到一百元钱。但母亲说，自己劳动挣的钱，用起来舒心。

这些年，父母随我们到北京、上海等地走了走。父亲说，“你娘取得一丝好，不晕车，到处都走得。”隔壁彩瑞奶奶和门前梅子姨娘都坐不得车，出不得远门。父母飞机就坐过五六回了，轮船、地铁都坐过，张家界的山看了，海边也去了，北京、上海、广州都到过了，在中越边境还出了回国。父亲说，“像你们娘老子走这么宽的，观音塘的女客人里没几个。”

五

父亲的《回忆》写于十六年前，其时鸣鸣还没有出生，这年九月我调北京工作，年底小李文韬一同随军进京，父母在南宁带完文韬，又到长沙带鸣鸣。如今喜录小孩芝蕙转眼三岁多了。一晃就是十六年。

这次整理重印，类似于“再版”，本不打算做过多的修订，后边十多年的情形，我原拟在后记中添点笔墨，加以说明。但建坤的意见，请父亲自己作些补充，更为完整，父亲也欣然同意。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在上海过完生日回去后，马上动手，很快就写好寄给我，又是两万多字，工工整整誊在信笺上，整整四十页，字迹还是那样的苍劲有力。作为八十岁的老人实在不容易，且不说内容如何，单是这种精神和作风，就值得年轻人学习。当然，与前半部分“回忆”相比较，后半部分“日记”的痕迹似乎更浓些。我加工整理，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分为上下两篇，使之成为一本完整的《回忆》。这样，我原拟好的后记，因此也需作些相应的调整。本应在父亲生日之前完成的任务，结果又拖了大半年。与父亲相比，我们工作反而落后了。

这十六年间，国家飞速发展，家庭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九十七岁的老奶奶离开了我们。三个舅舅也相继离世，母亲六兄妹，现在只剩她一人了。但大哥和两位姐姐，也都作了爷爷和奶奶，大家庭又增添了十多人。

父亲退休后，不再参与村里的事务，却为重修祠堂和续修族谱操了不少心。洞口县作为中国“宗祠之都”，现存上百座明清古宗祠。位于黄桑的欧阳宗祠，也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文革”时差点没毁掉。俗话说，“善修庵堂，恶修祠堂”。祠堂资金全靠族人摊派和捐助，有时难免得罪人，父亲本不想参与，但耐不住三劝两说，最后还是答应了。如今大功告成，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而续修族谱，则更是一项劳心费神的工程，“文化”含量高。因为父亲参与的原因，我和建坤都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父亲是个热心人，祠堂里经常有些事情要找他。但我们总劝他，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好，就不要再掺和了，跟着看看热闹就行了，保重身体最要紧。

其实父母一直没闲过，每年都要种玉米、栽红薯、种花生，去年还收了上千斤的玉米。农闲时节，父亲有时也搓搓麻将打打牌，但只和征南老师、征秀堂叔等几个老年人玩一玩。打得小，输赢都不大，时间也不打久了，天暗了就回家。主要活跃思维，防止老人痴呆。

如今乡村处在深刻变革中。父亲原来拆了庵堂建学堂，如今学堂又改成了庵堂；原来与樟木大队分了队，现在又和兰溪、岩口并了村。把一个诗情画意的“柳江村”，改回“文革”前的“东风村”，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原点，然而怎么可能回到过去呢。如今农业机械化，收稻都用上了收割机，但却到处找不到劳动力，年轻后生都去广东打工了，剩下都是妇孺和老人。父亲有时也忧虑，“如今国家既没让交农业税，也不收上调款，种地还补助每亩几十元，可还是撂荒这么多地！马路两旁都建了房，老祖宗留下的这点地都快糟践得差不多了，以后可怎么得了。”这难道不是中国乡村的新危机?

不过父亲依然很乐观，他每天看电视、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作为一名老党员，对于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新政，父亲是充满坚定信心的。“像习李这样抓下去，国家一定有希望。” 他时常告诫我们兄弟俩：“现在这样正风肃纪的大气候，对你们有好处，一定要好好干工作，千万不能出问题。”

六

怎样看待父亲《回忆》的价值，这既不是文学作品，也算不上人物传记，只是纯粹的文字，如实的记录，不带任何的功利。比如我将近四年义务兵补助总计六百多元，父亲基层工作三十二年，最后领取三千七百元的退休金。这些具体的数据，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了解当时经济社会的现状，都是最好的原始资料。我的散文《当兵的历史》，就借鉴参照了其中一些的内容。别的不说，作为基层村支书，从父亲的奋斗足迹，可以探寻我们乡村发展的脉络，也是很有意义的。

习近平总书记讲，“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此，一个家庭、一个个人也是如此，应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牢记根本，不忘初心。

每年清明，我们慎终追远，扫墓挂青，对于祖先的一切，只能凭着自己的想象，没有任何确切的记录。作为历史的一环，我们不仅延续祖先的血脉与生命，更需传承他们的基因与精神。

国有国史、地有方志、族有族谱。如果我们家庭能有一些自己的记载，我们每个人能留下点自己的文字，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今父亲和二叔已经开了个好头，如果我们能够一代一代地赓续下去，这才是最大的价值。

父亲记录的是他的人生回忆，留给我们的是享之千金的传家之宝，是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精神财富。

关于父亲的回忆，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还是回到眼前现实生活之中来。记得去年有一天，父亲兴冲冲地打电话告诉我：“今天花九百元买了个好把戏。”都说老小孩老小孩，高兴得就像小孩子买了个新玩具。我让喜录通过微信传个照片来，原来是个人形何首乌，一看有些太逼真，我说，“人家莫怕是耍起您，真有这样的好东西，人家还不拿到邵阳、长沙城里去卖个好价钱。”听我这样一说，父亲不太作声了。

建坤当时正好在县里检查工作，一会儿打过电话来，语气中似带责备的意味：“我早就知道是假的，父亲让我回去拿我才借故太忙没回去，只要老人家高兴就行，你老哥却偏要说穿来，只怕他几天都睡不好觉。”

建坤在民政厅工作，对于家乡的风俗民情比我“接地气”，见多了这种江湖术，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实话相告好。“你要是说这东西好，下次再碰到，又给你买一个回来就麻烦了。”最后我说，“这事不要紧，我来处理，保证他睡得好觉。”

第二天一早我给父亲汇了两千元，我打电话回家，父亲出去打牌了，母亲接的电话。我说，“您就当父亲给我买了个欢喜，您可莫讲他的空话咧。”母亲说，“我不讲他，只要他高兴就行。再说，他上个小当，现在不是还赚了嘛。”母亲能这样想，真的感到很欣慰。但听说父亲终究还是两夜没睡好，看来对于父亲的了解，建坤比我更深些。

前不久，听说父亲不慎摔了一跤，把母亲吓得不轻。幸好发现及时，并无大碍，就没有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使我迫切感到任何事情都不能等，必须尽快把这本《回忆》整理好，抓紧补上这份迟到的寿礼。

常听人感慨，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今双亲健在，这是我们最大的福份。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份天伦和亲情，不能常回家看看，平时多打打电话。

回忆是以后的事情，目下的点点滴滴，都是以后的回忆。

此刻，我们就尽情地享受这当下的“小确幸”。我相信，父亲一定也会很欣慰。

二〇一七年三月定稿于上海

作者简介：

欧阳亮，男，湖南省洞口县人，1968年10月出生，1986年10月入伍，长期在武警部队工作，现供职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历任干事、指导员、教导员、处长、政委等职。大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