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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近现代湖南实体经济的那些事儿 曾垄断全球锑业


来源:长沙晚报

聚焦近现代湖南实体经济的那些事儿长沙晚报记者范亚湘一座老建筑“裕湘纱厂”见证“实业救国”历史烟云冬天的傍晚显然要来得早一些。银盆岭大桥依旧车来车往,站在

聚焦近现代湖南实体经济的那些事儿

1953年建厂时名为建湘窑业公司,1958年更名为长沙建湘搪瓷热水瓶厂。谢金庭供图

原为韶山电视机厂,1972年建厂的湖南电视机厂。谢金庭供图

湖南华昌炼锑公司创办人梁焕奎。

湖南近代“儒商”代表朱昌琳。

湘籍“化工业大王”范旭东。  本版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长沙裕湘纱厂门楼。林阿太摄

长沙晚报记者范亚湘

一座老建筑

“裕湘纱厂”见证“实业救国”历史烟云

冬天的傍晚显然要来得早一些。

银盆岭大桥依旧车来车往,站在东边北侧桥头眺望“裕湘纱厂”的门楼,似一片金色城堡,伫立在波光粼粼的湘江西岸。凯旋门式建筑,耀眼的黄色起底,浅灰色屋檐点缀,搭配层层方圆形拱门,使得裕湘纱厂的老建筑群,璀璨起来,异常夺目。

这组距今已有106年历史的老建筑,是长沙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工业遗产”,曾经承载了湖南近代实业发展的“湖南第一纱厂”,见证了长沙实体经济发展的脉络。

每每看到裕湘纱厂的招牌,就能感受积淀已久的长沙工业气息,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去唤醒工业遗址的尘封往事。

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救国论”已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甲午战争刚一结束,陈炽就宣称,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20世纪初,张謇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

很快,“实业救国论”就在长沙掀起了空前的热潮。其时,担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在经济政策上,厉行“开明专政”,放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据英国驻长沙领事基尔士在1912年的《长沙商务报告》中称:长沙“自从辛亥革命以来,发起工厂企业得到很大的动力,几乎每天都有新公司注册。其最大的目的是尽可能使湖南在工业上不仅不依赖外国,而且不依赖其它省份。”

谭延闿更是“希冀洞庭以内月发起无数公司,洞庭以外的日发起无数公司”,以抵御外来资本及商品的渗透和倾销。为了振兴工业,还专门拨出公款兴办实业。报载,“(长沙)当时的什么实业公司和某项工业筹备处的招牌,到处皆是。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

1912年,老同盟会员、湖南都督府参议吴作霖,“痛外货之充斥,生民之穷困”,呈报谭延闿欲创建纱厂,谭延闿立马批复予以支持,并同意向省财政司借湘纹银60万两,在长沙河西银盆岭下购地256.93亩为厂址,一面兴建厂房,一面订购机械。陆续购得英商安利洋行纺纱机4万锭、锅炉3台,德商550千瓦透平交流发电机3台、电动机260余台,创建了一座官督商办的纺纱厂,名为经华纱厂,制造出“君山”、“岳麓”品牌棉纱,畅销省内外。

次年,经华纱厂更名为湖南第一纱厂。经过十多年努力,纱厂规模不断壮大,业内名气进一步提升。到了1938年,一场“文夕大火”摧毁了部分原厂房和机器设备,为了躲避日军的侵扰,厂房被迫迁至怀化市黔阳县安江镇。

1943年10月,湖南省政府、湖南第一纺织厂等多家单位合作投资,组成了三湘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48年,公司通过各项决议,最终决定在银盆岭原湖南第一纺织厂旧址复建,于第二年元旦正式投产。更名后的裕湘纺织厂,迎来了轻工业的鼎盛时期,一度是长沙实体工业引以为傲的样板,生产的各类轻纺织品不仅解决了长沙乃至湖南老百姓的日常所需,亦给长沙轻纺行业制造了无限风光。

随着城市的发展,像裕湘纱厂这样的大型纱厂留在市区已然不太合适,因此,其主体陆续被迁至宁乡市金洲工业园,老建筑群经过多番周折、修缮,只留下标志性建筑即主楼、两边办公楼。如今,裕湘纱厂老建筑群已经成为长沙市民休闲娱乐的备选地之一,散步钓鱼,微风拂面,舒适惬意。正对大门的左侧办公楼也已成为荷兰、匈牙利、德国、法国等国签证中心,使得长沙市民办理出国签证更加方便、快捷。

一家“西法冶炼”

华昌公司曾经垄断全球锑业

“湖广熟,天下足。”自古以来,湖南以农业著称,但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容小视.同样有着光荣的历史。蔡侯纸、铜官陶,享誉汉唐。洞庭客商与晋商、徽商齐名,风光了大半个中国。近代以来,随看湖南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大潮,一批具有卓越才能的湖湘实业人物顺时而生,他们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向世人展示了湖南人杰出的经济才能和超人的经济智慧。

1906年5月29日,长沙、善化学生自治会在总干事长、同盟会成员禹之谟的指挥下,对反清爱国志士陈天华和姚宏业进行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公葬,震惊中外。人们在记住陈天华和姚宏业的同时,记住了这场葬礼的组织者禹之谟,他不仅仅是一位职业反清猛将,还是湖南开创实体经济的“先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禹之谟赴日考察实业归国,随身带回铁木混合织机组件4副,1903年在湘潭建立湘利黔织布局,1904年将设备迁至长沙荷花池,扩大规模,继续营业,主要生产布匹、毛巾,并设工艺传习所,培养纺织技术人才,艺徒遍及省内,对湖南许多地方纺织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时人就有“湘省之有机织,自君(禹之谟)始”的说法。

由于受到技术限制,禹之谟的湘利黔织布厂的“机织”,仍然采用人力机械,即属于手工作坊性质的“机坊”混在一类,不过,禹之谟的影响远不只是湖南纺织业!而是影响了许多行业和不少湖南开明人士,这其中就包括在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多的杨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南新任巡抚俞廉三将官办的益阳板溪锑矿招商承办。曾经被前任湖南巡抚陈宝箴聘为湖南矿务局文案的梁焕奎预见锑矿业前途广阔,多方筹措资金,甚至变卖了妻子的贵重手饰,接办了锑矿,并将其改组成为久通公司,派二弟梁端甫坐镇益阳,整顿矿场,设立炼锑厂。当时,由于矿质较差,冶炼系用土法,加上洋商压价,专炼生锑殊不合算,梁焕奎决心采用西法提炼纯锑,他从矿务总公司拨借资金,创办实业学堂,着力培养采矿、化验、机械等人才。

1907年,正在英国伦敦皇家物理大学学习的梁焕奎三弟梁鼎甫,得知法国巴黎有一个叫赫伦士米的专家已研究出一种能将低品位锑提纯的方法,便往巴黎与赫氏商谈,谈成以7万两银购买这一“秘法”。梁氏兄弟欣喜之余却苦于巨款难筹,正当焦急之际,适逢留日学生领袖杨度回到长沙,答应设法筹措。

杨度是何等神通广大之人?竟然说通了张之洞、袁世凯代向直、鲁、湘、鄂、苏5省筹拨银16万两,“永远作为补助”,解决了资金问题。梁氏兄弟利用这笔资金买下了专利,购买了机器、炼炉等设备,还聘请了一名法国机械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梁焕奎等5兄弟在长沙西湖桥创办了湖南华昌炼锑公司,这就是湖南炼制纯锑的肇始。

由于华昌公司拥有5省补助款,“公司不付息银,不给股票,惟以补助名目,藉为保息招股之资。于是商股渐多”,资本银达30万两。再加上杨度利用自身的影响,进呈清政府特准华昌公司有10年的专办权,“无论何国官商,不得在中国境内设同样之炉座,亦不得在湖南境内设他样炼锑之炉座”,使华昌公司在初办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1909年春,华昌公司正式开工生产,所出纯锑,运往欧美,声价颇高,成色可与世界著名锑矿英京郭克逊的产品媲美。在此以前,中国的炼锑业都只能用土法炼生锑。位于湖北汉口加尔威公司铅锑矿场附设的粗锑炼制厂,见华昌公司可炼纯锑出口,不得不自动歇业。1908年,法国容母司会社本打算在湘设炼锑厂,也因竞争不过华昌公司而宣布放弃。可见,华昌公司大胆采用西法冶炼,对中国锑矿业的发展贡献何其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纷纷在湘争购锑矿产品,致使锑价大涨。次年,华昌公司趁此千载难逢之机,扩充为股份有限公司,共炼纯锑15095吨,占全国总出口量的78%,几乎垄断了全球的锑业,大有唐代长沙铜官瓷器业蔚为壮观的雄风。

可是,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纯锑销路锐减,价格暴跌。1918年上半年,长沙市价纯锑每吨900元,但1919年春,竟降至每吨90元上下,且还无人问津。到了1920年,锑价仍无起色,华昌公司已是债台高筑,举步维艰,无奈之下,只好在1924年宣告破产。

华昌公司为什么刚过黄金时代就旋即而夭折?梁焕奎生前曾将华昌公司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难:一曰洋人恃其国富兵强、财广,对抗难;二曰山主地头蛇恃其人多势众,横蛮,讲理难;三曰军阀豪绅恃其特权,敲诈勒索,支应难。这“三难”,正是中国实体民族工业伤心史的一段写照。

一位“儒商”

朱昌琳开创湖南实体经济多个“第一”

提起近代湖南实体经济的发展,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他就是晚清开明富商朱昌琳。

明清时期长沙府除了较发达的手工业纺织、刺绣外,还有陶瓷业和矿冶业。醴陵瓷在明代发展的基础上,到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据记载:“瓷业,昔在江西景德镇,近世则首推醴陵……考醴陵瓷土发见之始,当清雍正间,其他为王仙附近之观口,尔后沩山瓷厂盛,而沩山碗遂专其名”。

自宋代以后关闭的铜官窑,清中叶也开始恢复生产,后来成为全国“五大陶都”之一。明洪武末年开始松弛了禁止民间开矿的政策,使长沙地区的矿冶业得到了发展。据记载,明代长沙府,长沙、善化、攸县、湘潭出海金沙,茶陵产铁,安化产朱砂、水银,醴陵产铅。有的矿种已允许私人开采,如铁矿“令民得自采矿,每三十分取二”。

清代,湖南矿业的“开禁”呼声更疾,雍正十三年(1735年),有奏议称:“长沙府安化等州县地名小桥等六十八处产铁,均属内地,并无妨碍,自应听其开采,以裕民用”。同年,这一奏议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准民人自行开采”;乾隆八年(1743年),又批准湖南铁矿附近居民,所开采的铁,除自制农具外,如有剩余,允许“挑往邻邑售卖”,并“免其科税”,湖南矿产品的商品化和近代矿冶业的发展均发轫于斯。

清朝咸丰初年,恰逢发生大水,农业歉收,谷价骤涨10多倍,青年时期就开始做粮食生意的朱昌琳抓住机会,由此而富。随后,朱昌琳在太平街开“朱乾”总栈,兼营粮食、淮盐和茶叶贩运贸易,渐积巨资,成为长沙著名富商。光绪三年(1877年),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陕西巡抚谭钟麟两位湖南籍官员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不仅功授候补道员,而且也赢得了名声和生意做强做大的重大转机。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事息,全国航路畅通,清政府恢复淮盐运销,朱昌琳开设“乾泰顺”盐号领得盐票100张,约占全省盐票的五分之一,在南县辟有专用盐运码头,转销盐于滨湖各县,成为湖南盐商首富。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征商颁领茶引,恢复贩茶于甘肃、西藏等西北地区。他又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开设“乾益”茶庄,成为“南柜”总商。

粮食、淮盐、茶叶历来是湖南三大商业贸易,朱昌琳倾注全力经营达50年。朱昌琳白手起家,把治国的方略用于经商,终于一本万利,自设钱庄,发行朱乾号市票、银饼。他总结自己经商的经验时说:“务审时,如治国。”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南维新运动勃起,朱昌琳成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的经济支柱。其时,湖南矿物总局成立,却遇到了“无款可筹”的极大困难,“长沙各殷实钱号,亦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贷,故与矿务局银钱往来后,只(朱昌琳总办的)阜南官钱局一处”。朱昌琳从开辟利源、救济桑梓出发,对矿务总局向阜南钱局借款之事拍胸担保,还从他本人所开的乾益号钱庄借银一万两给矿务局。

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朱昌琳也功不可没。朱昌琳投资办实业,长沙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湘善记和丰公司便有朱昌琳的股份。与此同时,朱昌琳还与汪诒书、杨巩等人合作,在灵官渡创建了湘裕炼锑厂,开长沙炼锑业的先河。随后,他又为适应长沙市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在暮云市独资创办了阜湘红砖公司。

朱昌琳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对于育婴、施药、办义学、发年米、送寒衣等,他都辟有专项资金,保证常年支付。他对地方大型建设也慷慨解囊,先后倡议捐资疏浚浏阳河,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湘江的航运,捐资修建平江长寿街麻石路面,成为了清末民初长沙“儒商”的代表人物。

湘籍“化工业大王”范旭东

被毛泽东称为

“不能忘记”的人

甚之

在“实业报国”理论的影响下,清末民初曾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他们身体力行,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倾其一生,成为民国实业报国之风云人物。

他个子不高,身体瘦弱,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文绉绉的。可谁能想到,他是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他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他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中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他就是湘籍“化工业大王”范旭东。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忘记四个人,搞钢铁不能忘记张之洞,搞化工不能忘记范旭东,搞纺织不能忘记张謇,搞交通不能忘记卢作孚。”

1883年10月,范旭东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私塾家庭。1901年,范旭东赴日本学习,正当他专心“习军救国”时,日本校长竟然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这句话如同一柄铁锤重重砸在他的头上,范旭东决心改变学业,走实业救国之路,毅然报考了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并摄像立誓:“时方中原不靖,安危一发有感而记此,男儿男儿,其勿忘之。同时也将名字改成范锐,字旭东。”

辛亥革命爆发,范旭东学成回国。民国初年,中国“食盐不洁,洋盐盈市”,并且国内没有一间现代化的精盐厂。如果“不及时改良,设法挽回,不但盐税大受损失,我国制盐之生计亦将绝迹”。1914年7月,范旭东在天津塘沽荒凉海滩上,集资5万元创办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久大公司影响极大,股东有很多当时的军政界的闻名人士,如黎元洪、曹锟、蔡锷、冯玉祥等,甚至还有毛泽东诗词“我失骄阳君失柳”的主人翁李淑一。

1916年8月,久大精盐公司正式投产。初期规模很小,范旭东是唯一的技师。同年9月,第一批精盐运往天津销售,后又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打开销路。久大公司生产的以“海王星”为商标的精盐色白如雪,卫生安全,价格低廉深受国人欢迎。久大公司的精盐闻名之后,范旭东又相继开发一系列新产品——碳酸镁、牙粉、牙膏等等。

19世纪末,“洋碱”开始倾销我国,由于我国不能制碱,致使大量黄金外流。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亚交通受阻造成洋碱紧缺,英商卜内门公司囤货不卖,碱价暴涨,导致上海、天津等用纯碱作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百姓因无碱而只能以酸馍充饥,此时范旭东再次决定自力更生,利用国内丰富的海盐资源,自办碱厂,发展中国民族工业。

当时全球制碱技术有“路布兰法”和“苏尔维法”两种,范旭东率团赴欧洲考察制碱技术时,打算购买德国“察安法”制碱专利,却遭刁难,非但索价甚巨,还限制产品销路。当范旭东一行参观苏尔维法制碱工厂时,洋人只允许他们看一下锅炉房,别的一律“禁止入内”。帝国主义对技术的封锁更加激发了范旭东自主研发的决心,他发誓:“为了这件大事,虽粉身碎骨我也要干出来!”

范旭东一面派员赴美国购置制碱机器,一面兴建制碱工厂。1921年底碱厂建成,但投产后极不顺利,机器故障和产品不合格困扰着他,恰在这时,有着范旭东最佳搭档之称的侯德榜博士留美归来,范旭东立即聘他为永利制碱公司总工程师,从此范旭东如虎添翼。

至1926年,所产的碱颜色渐白,日产纯碱30余吨。同年8月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商标沿用至今的“红三角”牌纯碱获得金奖,一举打破了英商卜内门公司的垄断。此后,范旭东的纯碱也远销日本、东南亚等地。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乘机谋求与范旭东的合作,他凛然陈词:“宁举丧,不受奠仪。”日军对新建的工厂连番轰炸,范氏企业受到很大摧残。深谋远虑的范旭东,事前已有内迁准备,他拆除设备,携带主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图纸,内迁四川,并决定在后方建立民族工业基地,支持长期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并提出战后建设“十大化工厂”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4日去世。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知悉后,赠送了挽联,上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蒋介石也赠送了挽联,其内容是:“力行致用。”

[责任编辑:石凌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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