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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三月绕着坡子街看了十多场戏


来源:潇湘晨报

一位是182岁的清朝戏痴杨恩寿,一位是79岁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代表性传承人曾金贵,还有一位是71岁的湖南省湘剧家协会湘剧票友会会长王笑。当杨恩寿跟有身份的人一起看戏,去的是名字里带“署”、“会馆”、“园”的地方,比如长沙县署、粮署、中州会馆、宛园。

3月23日,长沙坡子街湘江剧院,22岁的陈雨晴正在表演《拾玉镯》。组图/记者谢长贵

湖南省湘剧家协会湘剧票友会会长王笑。

都正街剧场。

陶公庙的老戏台。

太平里一处民国戏院旧址,如今只剩下一张老木门。

3月23日晚,市民坐在火宫殿内看戏,大多是老年人。

1862年,杨恩寿28岁,《坦园日记》即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写到36岁。

这个九年中,他也曾离开长沙,前往郴州、北流等地游幕。

然而,无论去哪里,看戏是他最热爱的事情。他自称,“自十余年来,颇有戏癖。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问晴雨,戏不拘昆乱,笙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嬉,聊以适志。”

在这九年的日记中,他提及演出场所67处,长沙一地即有55处。如果将这55处演出场所,放在今天的长沙地图上,会发现它们大多集中在湘春路以南南门口以北的区域内,以坡子街及五一路两侧最为密集,这也是长沙千年未曾改变的市中心。

在这55处演戏场所中,杨恩寿最喜欢去祝融宫(火宫殿),看演出达40次之多。祝融宫就是今天的火宫殿,但今天的火宫殿并非当年的祝融宫。1938年文夕大火,火宫殿只剩下牌楼幸存。然而,无论是百年前,还是今天,火宫殿依然是长沙最热闹的地方之一。有戏看时,摩肩接踵,轿子也不能进,杨恩寿不爱拥挤,常常乘兴而去,又无法“久立”,只能回家。

除了祝融宫,善化城隍庙、万寿宫、天后宫、玉泉山和长沙城隍庙都是杨恩寿常去之地。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连串陌生的名字,再翻看它们的“个人档案”,毁于“文夕”大火是绝大部分的归宿。

逝去后的会馆、宫殿、庙宇以“新面目”重生,“万寿宫所在地就是今天的铜铺街小学,藩署就在今天的市公安局,马王庙就是今天的修业学校。”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如数家珍地讲述他们的前世今生。

撰文/记者赵颖慧

杨恩寿是幸运的,身处在戏曲繁盛的年代。

然而,转眼百年,长沙演戏场所发生了太多变化,谁在演戏,谁又在看戏?

本期湖湘地理邀请三位嘉宾,穿越三个时代,带你去长沙看戏。

一位是182岁的清朝戏痴杨恩寿,一位是79岁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代表性传承人曾金贵,还有一位是71岁的湖南省湘剧家协会湘剧票友会会长王笑。

清朝年间

官绅商贾请戏班,平民百姓去庙会

3月,长沙都是湿漉漉的。

149年前的三月,长沙亦是阴晴各半。

33岁的戏痴杨恩寿,心情也不大好,考了五次乡试依然落第,留在家为三侄辅导课业。

“中年苦恼哉!”

在那个“晴日最少”的三月,杨恩寿在今天的五一路南北穿梭,去了九个不同的地方,看了不下十次戏。

三月初三,他先去位于今天中山路上的巡抚衙门看榜,然后穿过五一大道顺道去祝融宫(火宫殿)观剧。三月初五,探望完岳母的病,又跑到位于今天潮宗街的长沙县署观剧;三月初六,他走访好友小斋,又遇见了郭少陶道士,留下吃了午饭,又一起去位于人民西路旁的万寿宫观剧。足迹始终围绕着五一路南北以及坡子街一带徘徊。

今天好友相聚,吃完饭看电影。当年的好友相聚,吃完饭的娱乐活动,俨然就是“观剧”,而这个“剧”便是戏剧。可是杨恩寿的朋友圈却不是普通的朋友圈,他去的某些场所,一般人也去不了。

作为一位士绅,而且还是“富二代”,杨恩寿的家族在长沙地价骤涨的同治六年,一口气在西长街买了两栋铺面房屋,可谓大手笔。因为科举不顺,这几年他开始谋划做幕职,进入长沙上层社交圈。

所以,当杨恩寿跟有身份的人一起看戏,去的是名字里带“署”、“会馆”、“园”的地方,比如长沙县署、粮署、中州会馆、宛园。

从1868年到1870年三年里,他至少去了6次宛园。这是两淮盐运大使黄冕的宅院,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每次去宛园,几乎都是有人设宴,请来了都是名气响当当的戏班子,比如庆和部。这天的戏是廖庆黻演的《木桂英打围》,杨恩寿在日记里大赞,“舞妙天魔,真绝技也。”

清末,请戏班子到家里来演出已成风尚,当然是官绅商贾家才请得起的。“绍兴人吴六哈,其父是广东大幕,亦在湖南买田落籍,父子把做官弄来的钱全花在唱戏上。”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先枢说,“当时戏价,堂戏一本,制钱六吊(约可买米二至三石)。如果整本戏,由下三点到晚上十二点,要制钱十二吊,如需尽情欢乐,由中午十二时至夜十二时,戏价要制钱十八吊。因之,同治后三四十年间,长沙湘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繁荣。”

对于“戏痴”杨恩寿来说,请来的戏自是不够看的。

实际上,他去得最多的是祝融宫(火宫殿)和善化城隍庙,这也是普通百姓常去的地方。

从同治元年至同治九年,祝融宫他至少去了40次,善化城隍庙也去了30次。

无法去官绅商贾家的堂会看戏,普通老百姓就去寺庙、祠堂看戏。

逢菩萨生日或者求神还愿,信男善女就邀戏班在庙前戏楼演出。

“庙会戏”最是热闹,1862年5月22日,杨恩寿听说城隍庙演《精忠传》大戏,跑过去看,“粉黛如云,游人若蚁,署中幕丁趋之,几空署焉。”有时候城隍庙演早戏,人多得轿子也抬不进去。可是,杨恩寿似乎很怕“挤”,好几次兴冲冲去看戏,总因为“人太多,未久立”,就回去了。

杨恩寿看了一辈子的戏,还喜欢写日记。在他同治初年九年的日记里,提及戏曲演出活动者300余处,戏曲班社有17个,提及演出场所67处,长沙一地即有55处。

然而,尽管戏剧演出场所众多,然而都算不上剧院,它们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在街头小巷或者茶楼流动演出,相对随意,以娱乐性为主,没有固定剧目。二是私宅园林或者会馆的戏台,邀请戏班子上门演出,称为“堂会戏”,但一般只是官吏、士绅、富商与艺人的一种社交活动,多为封闭式,面向特定群体开放。三是各庙宇庙会期间唱“大戏”,官绅、百姓均可看戏,称为“庙会戏”。

直到十九世纪末长沙尚无供戏班子售票演出的戏园。

民国时期

戏演“拐场”了,请大家免费看戏

当时间来到民国,城市的看戏场所开始商业化转型,各种新式剧场、戏园和舞台出现。

“辛亥革命后,清朝的遗老失去了依托,堂会戏渐少。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迷信者不多了,祠庙香火不似从前,庙台戏不如前盛。”长沙市花鼓戏剧院老院长屈日中在《清末以来长沙戏园的衍变》一文中写道,戏演出场所“先为草台、庙台、堂会,进而衍变为茶园式戏园以及现今的剧场剧院”。

1910年,长沙叶德辉在苏家巷兴建“同春园”,去方桌方凳改长条靠椅,设雅座包箱,舞台备有灯光幕布。“这是他首创的镜框式舞台,为正面看台,不像以前的勾栏瓦舍,多面都可以围观看戏。”曾金贵说。

演戏场所的名字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多为“宫”、“庙”、“会馆”,民国时期开始出现“剧场”、“戏园”、“舞台”等称呼。远东湘剧场在长沙黄仓坪,万国大剧院在织机街,文华剧院位于今天黄兴北路,民国时期陆续开办的剧院有50多家。乍一看,剧院的分布范围与杨恩寿的“看戏地图”是重合的,都位于长沙老城中心。

出生于民国,9岁学唱戏的曾金贵,继承了近百出折子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即使已近耄耋之年,说话腔调抑扬顿挫,极有“戏感”。

“来,亮个相”。曾金贵立马双手侧端着巨型脸谱,微抬下巴,双目圆睁,眼睛鼓得更加厉害,眼中的光几乎要射了出来。

在他的记忆里,民国时期的戏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女演员。“全部都是女的,连花脸都是女的来演。”

曾金贵指了指自己的脚说,“有一个女花脸,姓雷,胖,身高一米七一,嗓门很好。她还是裹了脚的。穿鞋子,往里面塞东西才撑得起。”

实际上,“从唐人和元人留下的诗中,可证湖南舞台上其时是有女演员的。元人夏廷芝《青楼集》记述了张玉梅家有三代女演员,即张玉梅,她的儿媳和她的孙女。可后来女演员从湖南的舞台上绝迹了。”陈先枢说。

女演员再次在湖南出现,是在1920年。江西人温家桂与益阳湘班艺人合办的洪福科班,是湘剧坤班之始。湘剧女演员登台尚属首次,观众看个新鲜,生意盖过男班。

尽管,演戏场所发生了极大变化,但演员的境遇依然不容乐观。

“过去戏班子里的人是有真功夫的,为什么学功夫?就是为了自保,看形势不对,就要打开一条血路的。”曾金贵说,“而且戏班与帮会等一些社会组织都有联系。”

民国时期,有一位“双龙头大爷”名叫王益政,“他们戏班子去望城唱戏,有土匪出现,但王益政往台上一坐,下面就震住了。”但有人举手说,“我承认你是头,但是你今天‘拐了场’(唱错了)。”

原来王益政手指上戴着金戒指唱秦琼卖马,有观众发现了这一纰漏说,“既然爱马,为什么不把手上的金戒指取掉卖钱?”

双龙头大爷当即认错,并说“发戏”,意思是今晚唱戏不要钱。

现代戏剧

演员正“青春”,戏迷“老龄化”

1938年大火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演戏场所几乎都成了灰烬。

陈先枢手里拿着1910年至1949年长沙的戏园、戏院名录说,“几乎都烧掉了。”

“目前,还能看到戏剧的只有湘江剧院、湖南大剧院、长沙实验剧场、火宫殿这几个了。”湖南省湘剧家协会湘剧票友会会长王笑说。

其中,湘江剧院是唯一一个天天可以看戏的剧院。3月23日晚7点,我们来到湘江剧院门口。戏还未开场,票已经领完了,仍有一群票友站在门口等待,当天演出的是《拾玉镯》和《蔡坤三犁田》。戏开场,座无虚席,但放眼望去,几乎全是老年人观众。“观众大多在60岁以上,上座率基本上在80%以上。”湘江剧院副经理陈静说。

曾金贵曾说,“1982年后,各种迹象表明,无论舶来的戏剧,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戏曲,逐渐被人们遗忘,走向低谷。”长沙花鼓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贺艾芸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迷茫”之感,“因为没有固定的剧院,我们经常流动演出,就像一个工厂没有车间一样”。

“看戏的人越来越偏老龄化,有没有感觉长沙看戏的氛围在变淡?”我问她。

“我觉得长沙人依然爱看花鼓戏,因为还是有这样的土壤,你就看湘江风光带上唱戏的人吧,有时候围观的人觉得唱得好,还会丢点红包。”她说。

与观众老龄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舞台上身着红色戏服的演员十分年轻,一颦一笑,妩媚可爱。她一言不发,用细致入微的动作,表演着绣花,手指灵巧,观众自发鼓起掌来。

当天演出的演员来自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他们的平均年龄30多岁。”贺艾芸说。

不多久,舞台上表演《拾玉镯》的女演员陈雨晴下台了。卸去浓妆,露出一张年轻的面容来,“我今年22岁,但是演花鼓戏已经6年了。”她笑着说。

问起演戏的收入,她笑了笑说,“工资不多,每个月两三千,我也曾想过放弃,但是吃了这么多苦,怎么可以轻易放弃,而且我们知道,想学艺,就别想赚钱。艺学精了,钱自然有了。”

记者手记

寻找“老戏台”

3月23日,我们出发寻找长沙的老戏台、老戏院。

在我们的定义里,重修复原的都不能算“老”,于是只看见太平里的老木门、陶公庙的老戏台以及810年的古樟。

71岁的湖南省湘剧家协会湘剧票友会会长王笑,健步如飞地走在前头,带我们穿过解放西路,走进太傅里,拐进太平里。指着一张木板裂开的老木门说,“这里就是民国时期的一家剧院,只剩下这张门了。”

走进门内,一位租户指着光线昏暗的里屋说,“老板说,这里以前是放戏服的地方。”

王笑又领着我们走到南门口,走到劳动路上,指着一溜三个门面说,“这就是以前的劳动剧院,以前是长沙市湘剧二团固定演出剧场。”

然而,他们都太“新”了,不过就是60多年前的事么?称不上“老”,但也已消失了。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老戏台?”我问他。

他想了想,“那只能去陶公庙了。”

于是,我们驱车往东前往距离长沙十多公里的陶公庙。门前,一位女工作人员埋着头看手机,见有人进来说,“买票”。

门票5块钱,一进门,一座巨大的戏台出现,高14.6米,翼角高翘,翼角下饰有飞龙舞凤。

几位当地村民也跟了进来,一位大妈说,“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看戏,人好多,还有的爬到了树上。”

她指着戏台旁的一株古樟树,名牌上标记了它的年龄:810岁。

没错,这正是我们找的老戏台。

或许,正因为远离市区,它躲开了1938年的文夕大火,得以存留到今天。

从戏台下穿过,绕到戏台后面,一副对联写着,“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做人须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

[责任编辑:石凌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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